意大利文學批評家克羅齊說：“凡屬純文學的作品都是不可譯的。”他還說：“純文學的翻譯，都不是翻譯，而是創作。”克羅齊名義上把文學翻譯提高到了與文學創作相同的地位，實際上還是想說文學作品不可譯。

英國詩人雪萊在《為詩一辯》中說：

“譯詩是徒勞無益的，把一個詩人的創作從一種語言譯成另一種語言，猶如把一朵紫羅蘭投入坩堝，企圖由此探索它的色澤和香味的構造原理，其為不智一也。”

陸谷孫先生《秋風行戒悲落葉——憶師長》一文中回憶其恩師、詞典編撰專家葛傳椝先生，說葛先生反對任何形式的翻譯，稱翻譯必生誤解，陸先生戲稱葛先生與翻譯“不共戴天”。葛先生對翻譯的看法讓我想起錢鍾書先生在《管錐編》中引用英國詩人Samuel Butler（塞繆爾·巴特勒）關于翻譯的名言：“誤解作者，誤告讀者，是為譯者。”（Commonly mistakes the one and misinforms the other.參看《管錐編》第1264頁。）

上述三位雖都說文學作品，尤其是詩歌，不可譯，但都承認翻譯是必不可少的。就拿與翻譯“不共戴天”的葛先生來說吧，他在為蕭伯納的五幕傳奇劇《賣花女》所作 注解的“前言”中就反復提到了翻譯的重要性，并且對楊憲益先生翻譯的《賣花女》（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82年版）頗為贊賞。雪萊雖然說詩不可譯，但自己卻從希臘文翻譯過荷馬和柏拉圖，從拉丁文翻譯過維吉爾的《牧歌》（節譯），從意大利文翻譯過但丁的《神曲》（節譯），從西班牙文翻譯過卡爾德隆的《神奇的魔術師》（節譯），還從德文翻譯過歌德的《浮士德》（節譯），可見雪萊言行不一，對異域珍寶還是不舍得放棄的。（參見王科一《從雪萊論譯詩談起》）

偉大的作家都從他們的本國文化和域外傳統中汲取營養，雪萊的同胞弗吉尼亞·伍爾夫，按照哈佛大學教授大衛·丹穆若什在《八十本書環游地球》中所說：“既與之競爭又與之對話的作家包括約瑟夫·康拉德、阿諾德·貝內特，也有她的英國前輩——從狄更斯到簡·奧斯丁，并上溯到理查森、菲爾丁、斯特恩。然而她也（用俄語）閱讀契訶夫，（用法語和英語）閱讀普魯斯特，用（希臘語）閱讀索福柯勒斯，在日記里說自己‘帶著阿瑟·韋利上床’——不是指人，而是他翻譯的《源氏物語》。”丹穆若什教授還說：“我們的民族傳統中珍視的許多作家都廣泛地從外國源流中汲取養料來開拓自己的創作。”（中譯本第7頁）中國的情況也是如此，新文化運動以來的許多著名作家本身就是翻譯家，例子不勝枚舉；新時期以來的許多著名作家，因為眾所周知的原因，外語水平不如前輩作家，他們成不了翻譯家，但他們自己都承認受到了外國作家和翻譯作品的影響，例子同樣不勝枚舉；從事中國文學批評的諸多評論家們也大多認為自己受到了外國文學作品的滋養，他們的評論文章里時不時地引述外國作家和作品；我接觸過的很多普通讀者平時閱讀范圍所及也離不開外國作家和作品。這些都是無可置疑的事實。

英國十八世紀文豪約翰生博士本人也是翻譯家，鮑斯威爾的《約翰生傳》里記錄了傳主從事翻譯的許多事實：從拉丁文和法文翻譯了大量作品，如從法文翻譯游記作家洛博的《阿比西尼亞游記》，這是約翰生躺在床上以口授的方式完成的翻譯，他連校樣都懶得看一遍就送去排印了。《約翰生傳》中有兩處記錄了約翰生對翻譯的意見。第一處是1776年4月11日，鮑斯威爾這樣寫道：“我們談到翻譯。我說，我無法給它下定義，我也想不出一個近似的辦法說明它；不過我覺得翻譯詩只能是摹仿。”約翰生：“你可以原原本本地翻譯科學書籍。你也可以翻譯歷史，只要它沒有受到富有詩意的華麗言辭的渲染。詩確實是不能翻譯的；所以是詩人把各種語言保留了下來；因為如果我們能讓用一種語言寫的一切被同樣原汁原味地翻譯成另一種語言，我們就不用犯難再學另一種語言了。由于詩的美不能在原創用的語言之外的任何一種語言中保留下來，所以我們學習那種語言。”（《約翰生傳》，第824頁）

約翰生也認為詩不能翻譯，詩人保留了語言，詩的美只能保留在源語（source language）中，為了領略原語中詩歌的美，我們必須學習那種語言。這不由得令人感嘆：這是兩百多年前一位哲人、詩人、作家和翻譯家的真知灼見，他告訴我們學習外語有多么重要啊！

另一處是在1778年4月9日，這天，鮑斯威爾和約翰生在朋友喬舒亞·雷諾茲爵士家里吃飯，席間還有包括《羅馬帝國衰亡史》作者吉朋（Edward Gibbon，1737—1794）在內的一眾朋友，海闊天空閑聊了一陣之后談到了翻譯。先是有人談到英國翻譯家波特（Robert Potter，1721—1804）翻譯的埃斯庫羅斯的戲劇，問約翰生對翻譯有什么看法。約翰生首先對譯文表示了肯定，接著回答說：“我們必須看一看它作為一首英語詩的效果；那是判斷一種翻譯的優長的辦法。翻譯一般說來，是讓不懂原作的人看的。”當鮑斯威爾說蒲柏（Alexander Pope，1688—1744）翻譯的《荷馬史詩》沒有很好地再現原作時，約翰生表示不同意：“先生，這是古往今來產生出的同類作品中最偉大的。”（《約翰生傳》，第1016頁）有意思的是，稍晚于約翰生的英國哲學家、經濟學家和自由主義思想家約翰·斯圖爾特·密爾（John Stuart Mill，1806—1873）對蒲柏翻譯的《荷馬史詩》也推崇備至，據說他至少讀了二十遍蒲柏的譯本。約翰生評判翻譯優劣的標準，用現在流行的學術行話（jargon）來說就是：從source language（源語）移譯到target language（目的語），要看是否達到目的語所具備的效果。也就是說，英語詩歌翻譯成漢語，譯詩讀上去是否具備漢語詩歌的效果。

今年以來，關于外語專業“退場”“消失”“謝幕”的奇談怪論甚囂塵上，也有人認為人工智能和機器翻譯已讓外語專業成為“夕陽專業”，外語學習和文學翻譯已經不再重要了。有些人之所以會有這樣的想法，是因為他們缺乏對語言所承載的價值的認識：語言不僅傳遞信息，而且傳承文化、產生思想，所謂“語言的邊界就是思想的邊界”。我曾聽一位在聯合國工作的前輩在一次會議上不無感慨地說過：聯合國各部門太需要精通外語、熟悉外國文化、具有深邃思想的中國工作人員了！學好了外語，自然就要做一些翻譯工作，雖然說機器翻譯可以取代很多翻譯工作，但鑒別翻譯的好壞還是需要精通兩種語言的人來做的。無論處于什么時代，無論人工智能多么發達，翻譯對于任何民族來說都是不可或缺的，翻譯家的作用也是無可置疑的。歌德在《筆記與論文》中就說過：“譯者既是自身民族的先知，也是外來文化的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