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較于英國文學和美國文學，愛爾蘭文學所受的關注較少。但近年來，隨著科爾姆·托賓和薩利·魯尼等作家不斷獲得國內讀者的青睞，國內的愛爾蘭文學熱度逐漸攀升。知名青年作家露西·考德威爾曾獲BBC英國短篇小說獎、沃爾特·司各特歷史小說獎等重要獎項，是愛爾蘭作家群中不容忽視的一員。考德威爾的兩部小說集《所有人都刻薄又邪惡》和《留在這個世界的理由》的中譯本由上海譯文出版社于今年年初推出，考德威爾也應邀在上海和南京出席了多場文化交流活動。

頗有意思的是，“所有人都刻薄又邪惡”和“留在這個世界的理由”似乎構成了一對矛盾，從口吻上乍看分別代表著陰沉與明媚的兩極，前者的失望論調自然激發后者尋求救贖的迫切心理，也引出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如果所有人都刻薄又邪惡，什么是我們留在這個世界的理由？答案似乎就在作者描繪的成長路徑里隱現，這是一種溫和而混沌的“愛爾蘭式成長”，既包含著作者對性別和成長議題的獨特思考，也讓讀者得以透視愛爾蘭成長小說有別于英美成長小說的特質。

溫和中暗藏存在之思

考德威爾表達過對女性處境的重視，她在上述兩部小說集里塑造的主人公幾乎均為女性，反映的也是女性的心路歷程。學者芮渝萍將傳統成長小說中主人公的群體界定為13至20多歲的青少年，考德威爾的小說主人公多數是青少年時期的少女，符合這一年齡范疇，因此完全可歸類于女性成長小說。也有少數小說中，主人公是年齡超過青少年范疇的已婚已育的女性，但仍可解讀為成長小說，原因是女性的成長有時具有滯后性。在傳統社會中，男性被引導實現自我價值，在成年之前就需要思考如何安身立命，也因此在嘗試獲取社會資源的過程中得到成長，許多女性則在男性成長小說中發揮著輔助他們成長的功能，在婚后才意識到自我期許與社會角色之間的沖突，由此引發自身的成長。考德威爾也提到成為母親對她本人生活產生重要影響，這啟發她對性別問題的思考，并將之傾注于筆端。

兩部小說集里的絕大部分小說均以第一或第二人稱敘述，賦予讀者身臨其境的體驗，以細膩的筆觸吸引讀者聆聽主人公的成長故事，字里行間彌漫著淡淡的無奈與憂傷，既具有美感又惹人惆悵。在這些小說中，無論關乎親情、愛情抑或友情，隔膜與疏離是普遍的基調。一方面，如《所有人都刻薄又邪惡》的題記所述的“時刻擁抱事物、人、地球”的愿望時常產生；另一方面，《留在這個世界的理由》的題記所述的“在這個世界上只不過是一個陌生人”的失落感與挫敗感卻從不缺席。小說刻畫的友情尤其令人動容。考德威爾認為很多作品中缺乏對女性情誼的關注，而她的作品在這方面進行了深刻的探索。在《十三歲》中，“我”與曾經親密無間的好友蘇珊分開，在其他同齡人的捉弄下遭受身心嚴重打擊卻又找不到其他情感支持，只能在情感匱乏的夾縫中生存。在《我們在這里了》中，直到結尾才告訴讀者，主人公和她非常喜愛的對象都是女性，這樣的突轉驟然擊中讀者的心靈，意識到在封閉保守的社會中，女性之間純粹又深厚的友情仿佛無處安放。

考德威爾的故事貼合現實中愛爾蘭女性的性別困境。由于無從獲得恰當的教育和引導，少女的生理知識和對異性的基本了解都十分匱乏。《五月天》里意外懷孕的女博士生，無法向家人訴說又擔驚受怕的窘迫，與她因知識淵博受到師長的認可和鼓勵形成強烈反差。在經濟發展滯后的背景下，女性普遍缺乏獨自獲取物質保障的能力，《如此這般》《夜間漫步》等短篇小說都以家庭主婦為主人公，經濟上的不平等加劇她們精神上的焦灼。《夜間漫步》中，獨自照看孩子的母親為安全問題心生恐懼，而最終有驚無險，看似穩定的結局充其量只能視為一種平淡的和解，而非幸福美滿的狀態。《如此這般》則別具匠心地提供了兩個可能的結尾版本——兩個孩子的母親遭遇陌生女人帶走孩子和孩子失而復得，其中從煩躁到劇痛或慶幸的心境轉變耐人尋味，似在發出家庭責任和自由如何兼得的追問。這種內心掙扎感也輻射到尚未面臨真實挑戰的少女，如《阿里阿里哦》里，作為長女的敘事者雖然尚未經歷婚姻生活，卻已能感受到自己和妹妹們將來的命運，結尾處感到眼前一片模糊的感官體驗映射出前途茫茫的內心感受。

小說緊扣女性成長議題，既傳達了作者對個體生存狀況的關注，在更宏觀的層面上也包含著對愛爾蘭民族命運的關切，有力地增加了作品的深度。

混沌中透出希望之光

英國小說中的成長往往是清晰、符合社會規范的（如《簡·愛》《弗洛斯河上的磨坊》），主人公雖然有過內心掙扎，卻渴望得到主流社會的認可和接納；美國小說的成長則通常表現得較為激烈（如《覺醒》《美國牧歌》），主人公有時甚至以生命的終結作為反抗的方式，捍衛自身作為獨立個體的自由與尊嚴。考德威爾筆下的“愛爾蘭式成長”與這兩者都有所不同，主人公是在周遭世界的變化中，感受到自己內心經歷了一種朦朧的改變。讀者難免為主人公遺憾，或感到有些意猶未盡，而這卻增強了作品的真實感，畢竟現實生活中，個體難以在一朝一夕主動尋求并實現巨大的蛻變。同時，這種并不明晰、若有似無的變化狀態并不代表成長并未發生，只是以一種較為隱秘的形式加以呈現。

簡而言之，成長意味著對自我或世界以及這二者之間關系的認知有所提升，這在兩部小說集里往往有跡可循。《奉獻》與《親密》中的女主人公深入母性本能和母職懲罰之間的縫隙，進行自我解剖和反省，這種勇氣便是成長的跡象。《孩子們》中的知識女性在自身經歷一場疾病危機、有感于一位為性別平等作出貢獻的女性前輩的不幸境遇后決定善待自己，流露出的理智與清醒同樣是成長的證明。《穿越衣柜》這篇唯一以男孩為主人公、內核仍是女性的小說，他對姐姐們行為的效仿、對裙子和化妝品的好奇未必代表性別認同障礙，更多意味著在外界對他身為男性的種種強烈期待和約束下自我探索的過程。經由這一個個故事，我們看到，成長未必是青少年階段的專屬經歷，不同年齡和身份的個體都在叩問自己的內心，精神世界富有節奏的律動或許時緩時疾，卻從未停息。

《毒藥》堪稱這兩本小說集里主人公行為最離經叛道的一篇，卻依然符合小說集“非顯性成長”的整體風格。十四歲的“我”和三個女同學暗戀教師諾克斯先生，假借求職的名義接近他的妻子以窺探他的私生活，甚至從他家的洗手間里偷走一個寫著“毒藥”的香水瓶，最終因同學泄密、長輩介入才被迫收場。作品最終在主人公的克制中歸于平淡：小說結尾驟然跳到多年后的一個片段，她在酒吧看見諾克斯先生，打聽他身邊人的沖動轉瞬即逝。這正是那段來去匆匆的感情的縮影，也是熾熱而短暫的青春歲月的縮影，這樣的轉變讓讀者內心一顫，又感到無比真實：成長并非勻速進行，在很多情況下反而來自瞬間的頓悟。

在成長過程中，這些女性也并非完全孤立無援。部分小說保留了傳統成長小說的要素——引路人。例如，《不可磨滅》中，主人公沉溺于對去世的女兒的深切懷念，寄情于女兒留下的一張CD，在年復一年的聆聽中找到情緒的出口，坦承“我不想暗示一切都突然變好了，因為當然不會”，但又將那次偶然的發現稱為“希望的一瞥”，仍然保留對生活的希望：“不管生活對你做了什么，哪怕在我們所知道的生活結束之后，仍會有東西留存下來”。誠然，小說中的成長本身是混沌的。但重要的是，只要困頓中的人在腳下的道路格外泥濘時，偶然抬頭看到天邊的星光，就可能會在“所有人都刻薄又邪惡”的疑慮中，相信和找到“留在這個世界的理由”。

（作者系復旦大學文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