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來我們下周三約好一塊兒吃午飯，我估計也黃了。”接通拉斯洛·卡撒茲納霍凱最主要中文譯者余澤民電話時，他剛打開手機，已經(jīng)收到了上百條留言。

余澤民在1991年移居匈牙利，從事文學翻譯與創(chuàng)作，在拉斯洛之外，還譯介有凱爾泰斯·伊姆萊、艾斯特哈茲·彼得、馬洛伊·山多爾等匈牙利作家作品20余部，2017年獲匈牙利政府頒發(fā)“匈牙利文化貢獻獎”，其參與的《撒旦探戈》中文版翻譯工作，被譽為“翻譯史上的奇跡”。

余澤民和拉斯洛

面對澎湃新聞記者，余澤民坦言，自己一直在期待拉斯洛獲獎，也覺得他是希望最大的，“花這么多精力翻譯他，當然希望他獲獎。而且他的書現(xiàn)在是我翻譯的作者里頭，可能是翻譯最多的，因為已經(jīng)出了3本了，馬上譯林又出一本，然后我這兒還有倆合同，等于現(xiàn)在就有6本。”

對于拉斯洛的獲獎，余澤民表示不意外，“我想好多讀者，還有出版社，都等著他呢。對于他的評價，這么多年，尤其國外文學節(jié)，就是始終如一。”

“翻譯拉斯洛，就是累。我現(xiàn)在將要出版的這本，叫《溫克海姆男爵返鄉(xiāng)》（譯林出版社即將出版），更累。比《撒旦探戈》還要厚，而且結構更復雜。”

盡管累，但余澤民卻不由自主地被拉斯洛的作品吸引，首先被作品的主題和結構，然后是語言。

“他的主題，就是能獲諾獎的作家。”

“他就是始終如一都咬住這么一個主題，就是寫人類的命運的輪回。他就是一直在質疑人類社會是否真的在進步，是不是總是在一個陷阱里邊。像‘魔鬼探戈’似的，往前走兩步，再倒退兩步，其實始終沒有進步。這種質疑，實際上也是對人類的發(fā)展，提出一個警示。”

“從20歲開始寫第一本書，他就咬住這個點，一直在寫這個。現(xiàn)在我覺得已經(jīng)有很多人對他有點厭倦了，就是覺得怎么都是重復自己的一個論調啊。”但在余澤民眼里，這其實恰恰說出拉斯洛的偉大和杰出之處，“我覺得從這點講最佩服他的，他不是那種投機作家，投大家所好。”

對于拉斯洛的獲獎，余澤民認為，這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視為是一個文學傳統(tǒng)的回歸。他坦言，相比去年的韓江得獎，他更樂于看到拉斯洛這種更為傳統(tǒng)的文學獲獎。

“我覺得他的文學更傳統(tǒng)，能承載最沉重的東西。”

而拉斯洛接續(xù)的是東歐文學的傳統(tǒng)：始終對世界有懷疑，始終有沉重悲觀的這個基調，但又始終懷抱希望，希望給人以警醒。他雖然寫得再沉重，他的目的還是驚醒。“我覺得這些都是東歐的特質，而且沒有那種文學狂歡，他自己就是一直這么耕耘。”

“我覺得文學還得更寬廣。所以拉斯洛獲獎肯定是沒爭議的，沒有人會質疑。”

中國讀者對于拉斯洛的認知，可能很多都與電影《撒旦探戈》有關。余澤民認為，電影對拉斯洛很重要，“因為說是貝拉·塔爾的電影，但實際上拉斯洛是參與者，他占了2/3，書是他寫的，劇本是他親自改編的，貝拉·塔爾只是他作品的電影語言的實現(xiàn)。所以我覺得對他來說肯定是很重要，他很看重，否則他也不會這么去做。”

“而且像貝拉·塔爾的其他電影，像《都靈之馬》，還有《倫敦來的人》，也都是他寫的劇本，雖然不是根據(jù)他書寫的，是他自己直接寫的劇本，那這個就是他對電影的看法，不言而喻，等于他也愿意用電影的變奏，來表達他的一些主題。我覺得這也是他跟很多作家不一樣的地方。”

拉斯洛對中國很有興趣也很有好感。這種興趣和好感，在余澤民看來，源自于上世紀90年代初的一次訪問中國，此后就對中國文學產(chǎn)生了好感。

“我覺得也應該感謝文學翻譯，就是感激那一代的匈牙利翻譯家，他們翻譯了李白，成為拉斯洛認識中國、認識中國文學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