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發(fā)表于1983年的文章《非洲的形象》（An Image of Africa）中，欽努阿·阿契貝（Chinua Achebe）寫道：“這是西方心理中的一種欲望——甚至可以說是需求——將非洲設定為歐洲的對立面，一個既遙遠又模糊熟悉的地方，與之相比，歐洲自身的精神優(yōu)越性將得以顯現(xiàn)?！彪S后，阿契貝以約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的小說《黑暗的心》（Heart of Darkness）為例，這部被視為“英語文學中最偉大的六部小說之一”的作品，“將非洲描繪為‘另一個世界’，歐洲的對立面，因此也是文明的對立面，一個人類自詡的智慧和修養(yǎng)最終被野蠻的勝利所嘲笑的地方”。更關鍵的問題是，《黑暗的心》中所呈現(xiàn)的非洲形象并非康拉德原創(chuàng)：“它是并且一直是西方想象中非洲的主導形象，康拉德只是用自己思想的獨特天賦來書寫它。”

西方文學和文化中普遍存在對非洲的偏見和簡化，尤其是將非洲視為“黑暗大陸”的刻板印象。這種刻板印象由來已久，從古希臘歷史學家希羅多德的時代開始，到18世紀和19世紀，歐洲通過多種方式塑造了非洲的形象，包括小說、旅行寫作、人類學研究、地圖、傳教士記錄、殖民檔案以及援助機構的報告等。在這類文獻中，非洲被描繪為一個充滿異域風情、原始野蠻、貧窮落后的大陸。正如V. Y. 穆迪姆貝（V. Y. Mudimbe）在其頗具影響力的著作《非洲的發(fā)明：靈知、哲學與知識秩序》（The Invention of Africa: Gnosis, Philosophy, and the Order of Knowledge）中所言，對于西方人來說，主導非洲的描述多為以下字眼：腐敗、營養(yǎng)不良、患病兒童、沖突、犯罪、網(wǎng)絡詐騙、海盜行為等。在這些描述中，非洲被簡化為一個充滿問題的大陸。這種形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外部世界（尤其是西方）通過知識體系、哲學思想和文化敘事建構起來的。穆迪姆貝借鑒福柯的知識-權力理論，指出知識的產(chǎn)生和傳播與權力密切相關，非洲作為一個文化和地理概念，并非自然形成，而是通過西方的殖民主義、人類學、哲學和宗教等知識體系被“發(fā)明”出來的，這種“發(fā)明”過程將非洲塑造為歐洲的對立面，即“他者”，一個野蠻、原始和需要“文明拯救”的地方，而西方則被視為文明和進步的象征。

對非洲的這種刻板印象一直延續(xù)到21世紀。2005年，肯尼亞作家賓亞凡加·瓦伊納伊納（Binyavanga Wainaina）發(fā)表了一篇極具諷刺意味的文章《如何書寫非洲》（How to Write about Africa），尖銳地批評了西方作家、記者和學者在書寫非洲時常見的刻板印象和偏見。瓦伊納伊納通過夸張和反諷的手法，列舉了西方書寫非洲時慣用的套路，如將非洲描繪為一個貧窮、落后、充滿戰(zhàn)爭和疾病的地方。他嘲諷地建議西方作家在書寫非洲時，一定要在標題中使用“非洲”“黑暗”或“野生動物園”“游擊隊”“永恒”“原始”“部落”等詞，他還語帶諷刺地指出，西方作家常常將非洲視為一個單一的國家，而非一個擁有54個國家、超過10億人口的多樣化大陸。文章還揭露了西方敘事中常見的“救世主情結”，強調西方的“慷慨”和“文明使命”，而非洲人則是不具任何自主性和創(chuàng)造力的被動接受者。瓦伊納伊納的這篇文章一經(jīng)發(fā)表，便引起廣泛關注，成為《格蘭塔》雜志上最受歡迎的文章之一。

另一方面，自20世紀中葉大多數(shù)非洲國家開始走向獨立以來，越來越多的非洲知識分子、作家和藝術家開始主張非洲人應重新掌握對自己形象的塑造權，并通過本土的敘事恢復非洲的真實性和多樣性。這種努力不僅是對西方文化霸權的反抗，也是對非洲自身文化和歷史的重新發(fā)現(xiàn)與肯定。挑戰(zhàn)西方這種刻板印象的重要方式之一是非洲人自己去書寫和塑造自己、國家以及整個大陸的形象。2001年，加蓬學者丹尼爾·門加拉（Daniel Mengara）主編的文集《非洲的形象：刻板印象和現(xiàn)實》（Images of Africa: Stereotypes and Realities）出版，聚焦非洲形象的塑造與重構問題。門加拉批判了西方對非洲的單一定義，主張非洲人通過文學、藝術和歷史研究來重新定義自己的形象，用“真實的”、本土產(chǎn)生的形象取代“人為的”、強加給非洲大陸的形象。在這個方面，欽努阿·阿契貝成為典范，他的小說《瓦解》（Things Fall Apart）通過本土視角和非洲敘事成功地將非洲從“他者”的角色中解放出來，賦予非洲人以主體性，讓他們成為自己歷史的書寫者。

這種對多元敘事的追求，在奇瑪曼達·恩戈齊·阿迪契（Chimamanda Ngozi Adichie）的演講中得到了進一步的體現(xiàn)。2009年，阿迪契在TED的演講《單一故事的危險性》（The Danger of a Single Story）中，以她獨特的洞察力和感染力，揭示了單一敘事的危害。她說道：“如果我對非洲的一切認識都來自于大眾流行的影像，我相信我眼中的非洲也同樣是充滿了美麗的地貌、美麗的動物，以及一群難以理解的人們進行著毫無意義的戰(zhàn)爭、死于艾滋和貧窮、無法為自己辯護并且等待著一位慈悲的、白種的外國人的救贖……關于非洲的這個單一故事從根本上來自于西方的文學……西方社會講述非洲故事的一個傳統(tǒng)。在這個傳統(tǒng)中，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充滿了消極、差異以及黑暗?！卑⒌掀醯倪@番話直指西方敘事的核心問題——它將非洲簡化為一個單一的故事，剝奪了非洲的多樣性和復雜性。因此，她呼吁非洲作家努力通過自己的作品重新定義非洲的形象，挑戰(zhàn)西方的單一敘事：“故事很重要。多重性的故事很重要。故事一直被用來剝奪、用來中傷。但故事也可以賦予力量與人性化。故事可以擊毀一個民族的尊嚴，但也可以修補那被擊毀的尊嚴?！卑⒌掀醯难葜v不僅是對西方敘事的批判，更是對非洲作家和藝術家的激勵，鼓勵他們通過多元的故事展現(xiàn)非洲的真實面貌，重塑非洲的尊嚴與力量。

然而，非洲的形象從未、也絕不可能只有西方和非洲自身這兩種方式，因為形象的核心在于交流。形象是關系性的，它是被描繪者與試圖理解這種描繪者之間的共同創(chuàng)造。根據(jù)《牛津簡明英語詞典》，“形象”（image）來自兩個方向。首先，它是對某事物的表達或其對應物，是一種復制、象征、標志、表現(xiàn)、類型、典型例子或體現(xiàn)。它是對事物的近似描述——例如一種“人工模仿”——但它源于事物本身，并受到與事物關系的塑造。其次，形象是外部觀察者或旁觀者心中所持有的東西，它是一種心理畫面或印象，一種觀念或概念。換句話說，形象既以其與事物的（不完美）聯(lián)系為特征——其人為性、模仿性——也以其存在于他者想象中的形式為特征——作為一種觀念、概念或心理畫面。歸根結底，形象是事物與其觀察者之間共同塑造的東西，它是兩者關系的產(chǎn)物。

正是在這種關系性的框架下，中國與非洲的形象互動也逐漸顯現(xiàn)出其獨特性。中國和非洲有著悠久的交往歷史。古代由于遙遠的地理距離、稀缺的互動和有限的了解，二者間并未形成明確清晰的關系，因而非洲的形象在中國的敘事中相對較為模糊，只是一個異域的“他者”。20世紀中期的反殖民運動和革命熱情將亞非拉國家團結了起來，標志性事件便是1955年的萬隆會議。此后，非洲作為反帝反殖的盟友頻繁出現(xiàn)在中國的敘事中。

自21世紀初以來，中國迅速崛起為全球大國，與非洲國家的聯(lián)系愈發(fā)緊密。近年來隨著“一帶一路”倡議的推進，中非關系更是不斷深化。如果說初期國人對非洲的想象和書寫還沾染西方刻板印象的影響，那么進入新世紀之后，中國作家逐漸擺脫了西方的敘事框架，轉而以更加平等和多元的視角呈現(xiàn)非洲的復雜性與多樣性，盡管在敘事深度和廣度上仍有欠缺，且多以旅行、日記等紀實性題材為主。畢淑敏的《非洲三萬里》即通過旅行文學的形式，記錄了在非洲的所見所聞，如非洲草原上奔跑的羚羊、夕陽下的沙漠，以及當?shù)厝嗣裨谄D難環(huán)境中展現(xiàn)出的樂觀與堅韌。她筆下的非洲不再是西方敘事中那個充滿苦難和絕望的“黑暗大陸”，等待“救世主”的拯救，而是一個充滿生機、堅韌和希望的地方。這種敘事的轉變，不僅是中非關系從歷史盟友邁向文化共鳴的見證，更是全球文化版圖中一次意義深遠的多元化覺醒。通過平等的對話與文化交流，中非雙方正在攜手編織一幅更加真實、豐富且充滿希望的非洲畫卷——一個不再被單一敘事束縛，而是由多元視角共同塑造的非洲形象。

（作者系北京大學文學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外文所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