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發表于1983年的文章《非洲的形象》（An Image of Africa）中，欽努阿·阿契貝（Chinua Achebe）寫道：“這是西方心理中的一種欲望——甚至可以說是需求——將非洲設定為歐洲的對立面，一個既遙遠又模糊熟悉的地方，與之相比，歐洲自身的精神優越性將得以顯現。”隨后，阿契貝以約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的小說《黑暗的心》（Heart of Darkness）為例，這部被視為“英語文學中最偉大的六部小說之一”的作品，“將非洲描繪為‘另一個世界’，歐洲的對立面，因此也是文明的對立面，一個人類自詡的智慧和修養最終被野蠻的勝利所嘲笑的地方”。更關鍵的問題是，《黑暗的心》中所呈現的非洲形象并非康拉德原創：“它是并且一直是西方想象中非洲的主導形象，康拉德只是用自己思想的獨特天賦來書寫它。”

西方文學和文化中普遍存在對非洲的偏見和簡化，尤其是將非洲視為“黑暗大陸”的刻板印象。這種刻板印象由來已久，從古希臘歷史學家希羅多德的時代開始，到18世紀和19世紀，歐洲通過多種方式塑造了非洲的形象，包括小說、旅行寫作、人類學研究、地圖、傳教士記錄、殖民檔案以及援助機構的報告等。在這類文獻中，非洲被描繪為一個充滿異域風情、原始野蠻、貧窮落后的大陸。正如V. Y. 穆迪姆貝（V. Y. Mudimbe）在其頗具影響力的著作《非洲的發明：靈知、哲學與知識秩序》（The Invention of Africa: Gnosis, Philosophy, and the Order of Knowledge）中所言，對于西方人來說，主導非洲的描述多為以下字眼：腐敗、營養不良、患病兒童、沖突、犯罪、網絡詐騙、海盜行為等。在這些描述中，非洲被簡化為一個充滿問題的大陸。這種形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外部世界（尤其是西方）通過知識體系、哲學思想和文化敘事建構起來的。穆迪姆貝借鑒福柯的知識-權力理論，指出知識的產生和傳播與權力密切相關，非洲作為一個文化和地理概念，并非自然形成，而是通過西方的殖民主義、人類學、哲學和宗教等知識體系被“發明”出來的，這種“發明”過程將非洲塑造為歐洲的對立面，即“他者”，一個野蠻、原始和需要“文明拯救”的地方，而西方則被視為文明和進步的象征。

對非洲的這種刻板印象一直延續到21世紀。2005年，肯尼亞作家賓亞凡加·瓦伊納伊納（Binyavanga Wainaina）發表了一篇極具諷刺意味的文章《如何書寫非洲》（How to Write about Africa），尖銳地批評了西方作家、記者和學者在書寫非洲時常見的刻板印象和偏見。瓦伊納伊納通過夸張和反諷的手法，列舉了西方書寫非洲時慣用的套路，如將非洲描繪為一個貧窮、落后、充滿戰爭和疾病的地方。他嘲諷地建議西方作家在書寫非洲時，一定要在標題中使用“非洲”“黑暗”或“野生動物園”“游擊隊”“永恒”“原始”“部落”等詞，他還語帶諷刺地指出，西方作家常常將非洲視為一個單一的國家，而非一個擁有54個國家、超過10億人口的多樣化大陸。文章還揭露了西方敘事中常見的“救世主情結”，強調西方的“慷慨”和“文明使命”，而非洲人則是不具任何自主性和創造力的被動接受者。瓦伊納伊納的這篇文章一經發表，便引起廣泛關注，成為《格蘭塔》雜志上最受歡迎的文章之一。

另一方面，自20世紀中葉大多數非洲國家開始走向獨立以來，越來越多的非洲知識分子、作家和藝術家開始主張非洲人應重新掌握對自己形象的塑造權，并通過本土的敘事恢復非洲的真實性和多樣性。這種努力不僅是對西方文化霸權的反抗，也是對非洲自身文化和歷史的重新發現與肯定。挑戰西方這種刻板印象的重要方式之一是非洲人自己去書寫和塑造自己、國家以及整個大陸的形象。2001年，加蓬學者丹尼爾·門加拉（Daniel Mengara）主編的文集《非洲的形象：刻板印象和現實》（Images of Africa: Stereotypes and Realities）出版，聚焦非洲形象的塑造與重構問題。門加拉批判了西方對非洲的單一定義，主張非洲人通過文學、藝術和歷史研究來重新定義自己的形象，用“真實的”、本土產生的形象取代“人為的”、強加給非洲大陸的形象。在這個方面，欽努阿·阿契貝成為典范，他的小說《瓦解》（Things Fall Apart）通過本土視角和非洲敘事成功地將非洲從“他者”的角色中解放出來，賦予非洲人以主體性，讓他們成為自己歷史的書寫者。

這種對多元敘事的追求，在奇瑪曼達·恩戈齊·阿迪契（Chimamanda Ngozi Adichie）的演講中得到了進一步的體現。2009年，阿迪契在TED的演講《單一故事的危險性》（The Danger of a Single Story）中，以她獨特的洞察力和感染力，揭示了單一敘事的危害。她說道：“如果我對非洲的一切認識都來自于大眾流行的影像，我相信我眼中的非洲也同樣是充滿了美麗的地貌、美麗的動物，以及一群難以理解的人們進行著毫無意義的戰爭、死于艾滋和貧窮、無法為自己辯護并且等待著一位慈悲的、白種的外國人的救贖……關于非洲的這個單一故事從根本上來自于西方的文學……西方社會講述非洲故事的一個傳統。在這個傳統中，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充滿了消極、差異以及黑暗。”阿迪契的這番話直指西方敘事的核心問題——它將非洲簡化為一個單一的故事，剝奪了非洲的多樣性和復雜性。因此，她呼吁非洲作家努力通過自己的作品重新定義非洲的形象，挑戰西方的單一敘事：“故事很重要。多重性的故事很重要。故事一直被用來剝奪、用來中傷。但故事也可以賦予力量與人性化。故事可以擊毀一個民族的尊嚴，但也可以修補那被擊毀的尊嚴。”阿迪契的演講不僅是對西方敘事的批判，更是對非洲作家和藝術家的激勵，鼓勵他們通過多元的故事展現非洲的真實面貌，重塑非洲的尊嚴與力量。

然而，非洲的形象從未、也絕不可能只有西方和非洲自身這兩種方式，因為形象的核心在于交流。形象是關系性的，它是被描繪者與試圖理解這種描繪者之間的共同創造。根據《牛津簡明英語詞典》，“形象”（image）來自兩個方向。首先，它是對某事物的表達或其對應物，是一種復制、象征、標志、表現、類型、典型例子或體現。它是對事物的近似描述——例如一種“人工模仿”——但它源于事物本身，并受到與事物關系的塑造。其次，形象是外部觀察者或旁觀者心中所持有的東西，它是一種心理畫面或印象，一種觀念或概念。換句話說，形象既以其與事物的（不完美）聯系為特征——其人為性、模仿性——也以其存在于他者想象中的形式為特征——作為一種觀念、概念或心理畫面。歸根結底，形象是事物與其觀察者之間共同塑造的東西，它是兩者關系的產物。

正是在這種關系性的框架下，中國與非洲的形象互動也逐漸顯現出其獨特性。中國和非洲有著悠久的交往歷史。古代由于遙遠的地理距離、稀缺的互動和有限的了解，二者間并未形成明確清晰的關系，因而非洲的形象在中國的敘事中相對較為模糊，只是一個異域的“他者”。20世紀中期的反殖民運動和革命熱情將亞非拉國家團結了起來，標志性事件便是1955年的萬隆會議。此后，非洲作為反帝反殖的盟友頻繁出現在中國的敘事中。

自21世紀初以來，中國迅速崛起為全球大國，與非洲國家的聯系愈發緊密。近年來隨著“一帶一路”倡議的推進，中非關系更是不斷深化。如果說初期國人對非洲的想象和書寫還沾染西方刻板印象的影響，那么進入新世紀之后，中國作家逐漸擺脫了西方的敘事框架，轉而以更加平等和多元的視角呈現非洲的復雜性與多樣性，盡管在敘事深度和廣度上仍有欠缺，且多以旅行、日記等紀實性題材為主。畢淑敏的《非洲三萬里》即通過旅行文學的形式，記錄了在非洲的所見所聞，如非洲草原上奔跑的羚羊、夕陽下的沙漠，以及當地人民在艱難環境中展現出的樂觀與堅韌。她筆下的非洲不再是西方敘事中那個充滿苦難和絕望的“黑暗大陸”，等待“救世主”的拯救，而是一個充滿生機、堅韌和希望的地方。這種敘事的轉變，不僅是中非關系從歷史盟友邁向文化共鳴的見證，更是全球文化版圖中一次意義深遠的多元化覺醒。通過平等的對話與文化交流，中非雙方正在攜手編織一幅更加真實、豐富且充滿希望的非洲畫卷——一個不再被單一敘事束縛，而是由多元視角共同塑造的非洲形象。

（作者系北京大學文學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外文所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