槍聲——和平年代里不該出現的槍聲，又在海因里希·伯爾作品中再次響起。第一次槍聲，來自伯爾的長篇小說《九點半鐘打臺球》（1959）：書中的建筑世家第三代成員約瑟夫的祖母約翰娜，舉槍射擊了一名政府部長。第二次槍聲，出自伯爾的中篇小說《喪失了名譽的卡塔琳娜·勃羅姆》（1974）：27歲的女主人公卡塔琳娜·勃羅姆“在她的住所里開槍打死了新聞記者魏爾納·托特格斯”。約翰娜的槍聲，如同一記警鐘，將沐浴在“經濟奇跡”光環下西德社會精神迷失的人們拉回到那段他們不愿提起、甚至可能早已遺忘的“水牛圣餐”與“羔羊圣餐”的歷史敘事之中。卡塔琳娜的槍聲，則仿佛擊中了整個西德社會的敏感神經——該書接連再版，先后被搬上銀幕和劇臺，持續引發回響。

卡塔琳娜是位“在兩性問題上是極為敏感的，甚至表現得過于認真”的離婚女性，以當鐘點工、臨時工謀生。舞會上認識了戈頓，卡塔琳娜并不知道戈頓正被警察監視。戈頓的蹤跡在卡塔琳娜家門前中斷。警方闖入卡塔琳娜住宅，粗暴搜查，侵犯她的人權，將她帶到警察局審訊，有罪推定地視她為戈頓“同伙”。審訊細節被透露給了媒體，《日報》記者托特格斯嗅到“商機”，制造爆點新聞博取眼球，對卡塔琳娜進行了一系列捕風捉影、毫無根據的誹謗報道。執法機構與公共媒體雙重不公，短短幾天內卡塔琳娜的清白名譽被徹底摧毀。托特格斯還利用卡塔琳娜的處境騷擾她和試圖性侵，卡塔琳娜忍無可忍，用槍打死了這個記者。

乍一看，《喪失了名譽的卡塔琳娜·勃羅姆》彌漫著偵探小說般的懸疑色彩，諸如拜訪卡塔琳娜的神秘紳士為何隱姓埋名，還有攝影記者阿道夫·舍納為何被槍殺以及被何人所槍殺等謎團，都在引發讀者好奇與推測。懸疑色彩在伯爾的創作中是新鮮的，不過伯爾并沒有在寫一部偵探小說。他的這部中篇沒有處處設疑、懸念重重的情節，讀者也不需要抽絲剝繭、層層追溯案件線索。小說開頭處敘事者便說：“倒是對這個問題，我們要解釋清楚。為什么像勃羅姆那樣聰明且相當冷靜的婦女，不只是計劃謀殺，而且真的這樣干了；在決定性的時刻，她不僅剎那間拔出了槍，且還果真開了槍。”開宗明義地告知讀者要探討卡塔琳娜為何“還果真這樣干了”的原因。

讀這本書，讀者有時候仿佛在聆聽那位以“我們”自稱的敘事者娓娓道來，如同一場面對面的交談。敘事者對卡塔琳娜所遭遇的帶有偏見的審訊、人格侮辱和隱私侵犯也有憤懣、嘲諷的口吻。審訊記錄、媒體報道的出現，又模擬了卡塔琳娜的處境和面臨的壓力。故事進展以“追尋原因”為驅動，敘事作為旨在“解釋清楚”的過程，一是給伯爾小說人物畫廊添加了一位品行端正、堅守人格尊嚴與精神獨立、讀者愿意理解甚至是同情她最終的槍殺行為的女性形象，二是揭示了國家機器在運作中表現出來的冷漠與暴力，三是鞭撻了無良媒體為追求轟動效應而不惜造謠誹謗、踐踏真相的卑鄙行徑。

對伯爾與當時的德國讀者而言，社會批判的展揚比小說靈動藝術形式的成功更為重要。上世紀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原西德社會經歷了劇烈震蕩。1971年末，西德城市凱澤斯勞滕發生一起銀行搶劫案。同年12月23日，發行量巨大的德國《圖片報》在頭版以醒目標題稱該案系“紅色旅”巴德爾—邁因霍夫集團所為。兩三周后的次年1月，伯爾在《明鏡》周刊發文批評《圖片報》在警方無證據的情況下便將案件歸咎于“紅色旅”，指出此類憑空妄斷的報道無異于煽動“私刑”。1972年6月1日，西德警方在法蘭克福逮捕安德里亞·巴德爾時，亦對伯爾位于法蘭克福附近的度假屋進行了搜查。也正是在這一年，伯爾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

《喪失了名譽的卡塔琳娜·勃羅姆》就是在這個背景下誕生的，既不色調灰暗，也無一抹亮色。伯爾將對公權不公的批判，與對語言被無良使用的后果的揭示，融匯于卡塔琳娜的悲劇之中。與其將小說視為伯爾與那時某些社會關系發生緊張狀況的影射，毋寧理解為伯爾對彼時德國社會公共領域現實危機的一個文學回應。德語文學里，如果說公權不公之惡已有卡夫卡《審判》荒誕方式的先知式寓言表現，那么語言濫用之惡——造謠、誹謗如何毀滅了一個人——則是在伯爾的筆下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令人震撼的文學呈現。

作為一個以語言為工具、媒介的作家，伯爾深知語言的構建性與遮蔽性、溝通性與誤導性，簡而言之是深知語言的雙面性。上世紀50年代末，在題為《語言作為自由的堡壘》的一篇獲獎致謝詞中，伯爾就嚴肅地提醒人們：必須清醒認識文明與野蠻之間的脆弱而危險的邊界，必須以良知駕馭語言；若喪失良知地濫用語言，實則在構成“一種令人恐怖方式的犯罪”。

《喪失了名譽的卡塔琳娜·勃羅姆》中單向度描寫的記者托特格斯那些肆意捕風捉影、造謠生事、改換概念、玩弄辭藻的行徑，將一個清白無辜的人聲譽毀滅，這在讀者的體會層面上就是在犯罪。托特格斯的濫用語言的行徑中還有一種方式不得不提，這位記者在他撰寫的采訪報道中還這樣寫道：“格曼斯布洛希的牧師提供材料說：‘我相信勃羅姆什么都可能做得出來。她的父親是一個偽裝的共產黨員，她的母親由于我的惻隱之心有一段時期在教堂當清潔工，可是她卻偷竊教堂的彌撒酒，并和她的情夫胡作非為’。”暗示卡塔琳娜的家庭就是一個孩子也將會是罪犯的淵藪。

表面上伯爾是在寫不良記者通過暗示手法將卡塔琳娜標簽化，實質是在對西德社會進行一個揭示。這里，筆者想到了海明威提出的“冰山原則”：“如果一位散文作家對于他想寫的東西心中有數，那么他可以省略他所知道的東西，而讀者呢，只要作者寫得足夠真實，就會強烈地感覺到他所省略的東西。”伯爾只用寫“她的父親是一個偽裝的共產黨員”一句，那時的德國讀者就立即感受到了托特格斯對卡塔琳娜制造了多大的輿論壓力。“共產黨員”一詞在當時西德社會的負面語境，使得它成為一種足以攻訐個體的工具。

如同當年《少年維特之煩惱》問世后歌德被教會指責是在美化自殺行為，《喪失了名譽的卡塔琳娜·勃羅姆》發表后也有人指責伯爾是在美化暴力，更有人在媒體上公開指陳伯爾同情恐怖分子。不過這些都不妨礙德國讀者有他們自己的認識和評價。德國讀者喜歡伯爾及其作品，喜歡伯爾在德國公共領域中的知識分子形象，喜歡伯爾的社會批判精神和利用作家身份“公開說出別人出于政治原因無法言說之語”（伯爾語）的藝術家勇氣。截至2007年，《喪失了名譽的卡塔琳娜·勃羅姆》僅在德國本土的銷售就突破了600萬冊。

2025年是伯爾逝世40周年。再讀伯爾這部中篇，筆者還注意到了書中描述的“吃瓜群眾”的表現，并意識到伯爾雖僅對此作了簡單描寫，卻是給小說留下了深刻的一筆。也即是說，伯爾間接批評的社會大眾出于低級趣味的窺私心理，對于進入網絡時代的今天也有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