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5年11月30日，薩繆爾·克萊門斯出生于美國密蘇里州一個名為弗羅里達的偏僻小鎮，不久后隨家人遷往密西西比河畔的漢尼拔鎮，并在這座小鎮度過了快樂而充實的童年時光。

彼時，生活在這座仍有大量奴隸居住的邊境小城的人們不會預料到，那位正在叔叔農場中和奴隸們玩耍的小克萊門斯會成為后來《哈克貝里·費恩歷險記》的作者、堅定的奴隸制反對者。他就是馬克·吐溫。

美國文學藝術學會首任主席、文學評論家威廉·迪安·豪威爾斯曾評價道，馬克·吐溫是獨一無二、無可比擬的偉大作家，將其譽為美國文學中的林肯。在美國19世紀的發展狂潮中，馬克·吐溫目睹了年輕的美國從因內部沖突而支離破碎的國家到帝國主義強權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他常常對正在發生的種種變遷發表自己的見解，并以其文學的鄉土性、哲理性、幽默感叩擊著讀者心靈，成為了美國現實主義文學的標桿人物，并在大洋彼岸的中國引起廣泛回響。

密西西比河畔的文學開拓者

若要追溯馬克·吐溫文學世界的源頭，就必須回到他成長的密西西比河畔。在漢尼拔鎮，馬克·吐溫的父親曾擁有一名奴隸，他的伯父則在農場中擁有多名奴隸。年幼的馬克·吐溫童年的許多個夏天都是在他伯父的農場度過的，他經常在奴隸們的住所里玩耍，聆聽那些他終生喜愛的奇聞軼事和黑人靈歌。每年夏天，他都會在伯父的農莊上待幾個月，這段生活直到晚年仍令他十分神往。在農場生活中，馬克·吐溫意識到，黑奴并非天然低人一等，社會對黑奴不以為意的態度并不合理。其中，黑人奴隸丹尼爾叔叔成為他對黑人印象的重要來源，也成為其筆下黑人角色的共同原型。丹尼爾叔叔極富同情心，為人真誠，常常幫助并照應著小馬克·吐溫。這讓他猛然意識到，雖然膚色在他們之間劃下了一條難以捉摸的界限，但在精神上，農場中的黑人朋友們永遠留在了他的心中。

在《哈克貝里·費恩歷險記》中，黑奴吉姆即是馬克·吐溫以丹尼爾叔叔為原型塑造的人物形象。吉姆原是華特森夫人家里一名溫厚的黑奴，當他偶然聽見主人打算把他賣到更南方的種植園時，出于不愿遠離妻女的本能選擇逃亡。在經歷了重重艱難后，吉姆與小說主人公哈克在杰克遜島重逢，隨后在木筏上共同漂向自由。這一旅程讓吉姆逐漸從“奴隸”變成“伙伴”，再變成哈克眼中值得托付的親人。吉姆的善良靜默而堅韌，他用經驗保護哈克，用寬厚包容惡作劇，用沉穩掩蓋自己的悲傷，甚至在同伴受傷時寧愿放棄逃生機會也要留下救人。吉姆最終獲得自由，卻仍惦記著家人，希望歸去將他們從制度的陰影中一并帶出。

值得注意的是，《哈克貝里·費恩歷險記》絕非簡單的廢奴主義宣傳冊，其在美國文學史中地位卓著，被認為是馬克·吐溫代表之作。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著名美國小說家歐內斯特·海明威說：“現代美國文學，全都來源于馬克·吐溫寫的一本書，書名叫作《哈克貝里·費恩歷險記》，它是我們所有的書中最好的一本書。在這以前沒有過，在它之后也沒有一本堪與之匹敵的書問世。”事實上，海明威的評價不僅肯定了該書的文學高度，更指出它在確立美國文學獨特風格方面的開拓意義。

在美國文學的早期發展歷程中，文學的“美國性”一直是作家孜孜以求的核心目標。如何在這片“新大陸”上創造出真正屬于美洲的文學傳統，并使之擺脫英國舊世界的文化陰影，是所有19世紀美國作家共同面對的課題。拉爾夫·沃爾多·愛默生在《美國學者》中明確提出，美國文學必須摒棄歐洲的陳舊規范，轉而從美國自身的社會現實、自然景觀與民族經驗中汲取力量。在梭羅、梅爾維爾之后，馬克·吐溫在《哈克貝里·費恩歷險記》中完成了在語言、敘事方式與文化視野上實現“美國化”的使命。它以夾雜方言的真實口語、對密西西比河流域生活的細膩書寫，以及對自由、道德與種族等重要議題的深刻洞察，呈現出一種徹底扎根于美國社會現實的文學形式。在漫長的文學創作生涯中，馬克·吐溫始終堅守了密西西比河畔的風土人情，為蓬勃發展的美國南方文學創造了基礎。

批判現實主義的集大成者

馬克·吐溫在美國文學史上的重要性并不僅體現在他對語言與風格的革新上，更體現在他對社會現實的敏銳洞察與深刻批判。19世紀的美國正處于經濟高速發展與社會動蕩劇烈交織的時期。快速工業化帶來了生產力的躍升，卻也加劇了政治腐敗和擴張意識。馬克·吐溫以鞭辟入里的文字，對美國社會的重重病癥拆解剖析，以諷刺而幽默的語言書寫著美國社會的復雜。

對于中國讀者而言，馬克·吐溫于1870年發表的《競選州長》在政治諷刺文學中堪稱兼具影響力與代表性。通過虛構的“我”競選紐約州州長的情節，馬克·吐溫將美國19世紀末的政治生態描繪得淋漓盡致。作品以第一人稱視角展開，一個原本以風趣作家形象廣受歡迎的候選人，卻在競選過程中不斷遭遇媒體惡意中傷、政敵造謠抹黑以及公眾輿論的盲目跟風。小說中的政黨機器通過操縱信息、煽動情緒、制造恐慌等方式使選舉成為一場“誰更能抹黑對手”的競技。在小說中，報社為了提高銷量，刊登肆意捏造候選人“偷竊、貪污、虐待妻兒”等荒誕不經指控的文章，不顧事實真相。馬克·吐溫以夸張口吻呈現媒體的造謠過程，使讀者在荒誕中感受到新聞機構對公共輿論的操縱力量。候選人“我”在層出不窮的誹謗與陰謀中逐漸陷入被動，最終不得不宣布退選。這一諷刺結局不僅揭露了選舉制度被操控的荒謬，也反映出馬克·吐溫對當時美國政治現實的深切失望。

事實上，馬克·吐溫對美國選舉政治的剖析極具教育意義。馬克·吐溫并沒有直接宣講政治道德，而是通過荒誕的敘述邏輯讓讀者在笑聲中意識到制度性的缺陷。在馬克·吐溫筆下，在被媒體裹挾的競選過程中，真相往往不敵謊言，品格不敵輿論，而民眾也容易在媒體裹挾下失去判斷力。更重要的是，這篇作品在揭露選舉政治腐敗的同時，也折射出馬克·吐溫更廣泛的社會批判立場。他清醒地意識到，在快速經濟增長和政治現代化的外表之下，美國社會仍然隱藏著許多弊病，馬克·吐溫敏銳地捕捉到其潛在危害，并通過文學形式將其呈現出來。

馬克·吐溫的批判態度并沒有止步于對美國民主制度的諷刺，在美國在美西戰爭后邁向海外擴張、逐漸走上帝國主義道路時，他的批判鋒芒進一步延伸到國際層面。雖然早年曾經支持美國將夏威夷納入版圖，但1895年環球演講中在澳大利亞、印度、南非等地的所見所聞，以及《巴黎協定》中關于將菲律賓利益轉至美國的條款方案，促使馬克·吐溫在回到美國后，逐步轉向了堅定的反帝國主義者，在反帝國主義協會中擔任副主席，撰寫多部尖銳批評美國殖民政策的文章。在《致坐在黑暗中的人們》與《戰爭祈禱文》中，他以冷峻的反諷口吻揭露了美國以文明、宗教和自由之名行暴力壓迫之實，尤其批評美國在菲律賓的殖民統治。在接受《芝加哥論壇報》采訪時，馬克·吐溫不客氣地指出，“我過去覺得給予菲律賓人民全部的自由是一件偉大的事情，但是現在我估計得靠他們自己把自由還給自己了?！?/p>

從民主制度的虛偽到國家走向帝國主義的危機，馬克·吐溫以其敏銳的觀察、尖銳的諷刺與堅守良知的道德立場，構筑起一套寬廣而深刻的批判現實主義寫作體系。他既繼承又超越了19世紀美國現實主義傳統，使諷刺文學具備一種橫跨社會、政治與世界格局的整體性視野，因而無愧為美國批判現實主義的集大成者。

中國讀者與馬克·吐溫

19世紀后半葉，在堅船利炮的威逼下，中國社會開始系統性地接觸和吸收西方的科學技術與思想文化。在這一歷史轉折期，馬克·吐溫兩部篇幅短小的諷刺性作品《俄皇獨語》與《山家奇遇》首次傳入中國。進入20世紀后，文學界對西方文學關注日深，從短篇小說《百萬英鎊》到長篇小說《湯姆·索亞歷險記》，馬克·吐溫逐漸成為近現代中國譯介規模最大、影響最廣的歐美作家之一，其作品在讀者群體中產生了深遠影響。

馬克·吐溫寫作的年代正值中國頻繁受到外國列強蹂躪的晚清時期。自1842年中英《南京條約》開始，清政府不得不頻繁與外國列強簽訂諸多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使中國人民更加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1900年前后，高舉“扶清滅洋”旗號的義和團運動爆發，反抗西方列強入侵。馬克·吐溫對中國的遭遇深感同情，在1901年發表了《我也是義和團》演講，高聲吶喊“我也是義和團”。在中國處于極度落后貧困的情況下，馬克·吐溫能夠與中國民眾站在一起，無疑讓愛好和平與自由的人感到肅然起敬。

在新中國成立之后，由于馬克·吐溫作品中包含大量對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辛辣批評，即使在美國文學因政治關系而備受冷落的情形下，其作品依然被大批引入中國。在被視為“紙老虎”的大洋彼岸的帝國世界里，以馬克·吐溫為代表的作家，以其暴露和批判美國社會與政治文化的特點，仍然被看作是中國人民的“友軍”。馬克·吐溫《競選州長》曾入選中學語文教材達半個多世紀之久，《百萬英鎊》曾多次入選中學英語教材，成為中國讀者耳熟能詳的作品。

然而，在文學文本閱讀從政治性轉向文學性的當下，我們有必要重新審視馬克·吐溫文字中的中國敘述。雖然馬克·吐溫對中國的遭遇總體上呈同情態度，但是其在文學作品書寫中，仍難免受到時代話語影響，展露出西方霸權的文化底色。在《哥爾斯密的朋友再度出洋》中，馬克·吐溫模仿英國作家奧利弗·戈德史密斯的諷刺書信體小說《世界公民》，敘述美國社會對華工的系統性歧視，批判了當時美國國內正日漸顯露的帝國主義傾向。故事主人公阿宋喜天真愚鈍，受到欺騙前往美國。然而，在阿宋喜抵達美國后，警察毫無理由對他施暴，而一名醫生又以預防天花為名施打不必要的疫苗，從而掏空了他的積蓄。這些情節凸顯了馬克·吐溫對美國的控訴，一個宣稱自由的國家，卻利用其制度性力量邊緣化非白人移民。毫無疑問，這篇諷刺作品的直接意圖是批判美國政府濫用權力并損害了其“自由與平等”的聲譽，展現華工在美國社會中所遭遇的歧視。不過，馬克·吐溫將阿宋喜塑造成過分信任他人、無助而順從的形象，反而體現了典型的“溫順的亞洲人”刻板印象。阿宋喜被動承受美國社會的歧視，其形象反而強化了美國語境中對華人“順服”的簡化認知。在此意義下，馬克·吐溫在反抗帝國主義的同時加深了帝國主義視角下的華人刻板形象建構，這體現著文學書寫的復雜性，即便是最具進步意義的批判，也可能在無意間再生產其試圖瓦解的偏見。

在馬克·吐溫誕辰190周年之際，我們對這位經久不衰的美國文學巨匠致以最誠摯的敬意。然而，作為中國讀者，我們在閱讀馬克·吐溫的諷刺作品時，仍應當不時思考其在資本主義批判中所隱藏的文化霸權主義，在批判中接受、閱讀馬克·吐溫的社會批判思想，欣賞其富有美國南方鄉土氣息的俚語與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