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時間2025年11月11日，在倫敦舉行的頒獎典禮上，大衛·紹洛伊（David Szalay）憑借新作《肉體》（Flesh）榮獲布克獎，成為首位獲此殊榮的匈牙利裔英國作家。《肉體》的獲獎不僅是對紹洛伊文學成就的肯定，也反映出當代文學在喧嘩時代對靜觀、節制的理性態度的召喚。

小說講述了一個看似平凡甚至木訥的匈牙利男子伊什特萬的一生：追述他在20世紀80年代東歐劇變的歷史進程下的成長，呈現他在倫敦社會喧囂中的沉浮。作者以細膩、節制的敘事節奏記錄了一個人在肉體欲望與命運折磨之間被緩慢形塑的過程。紹洛伊擅長從瑣碎生活中揭示存在的重量，這一特質在他2016年入圍布克獎短名單的小說《人不過如此》（All That Man Is）中已初露鋒芒。《肉體》延續了他對男性經驗的書寫，并在敘事策略上實現了突破。他本人認為，前一部作品可稱之為“一部隱藏在短篇集中的長篇小說”，而《肉體》則是“暗含多部短篇小說的長篇之作”。小說中的每一章都相對獨立又彼此關聯，每一段故事都像投入時間之湖的石子，能夠激起人物命運的漣漪。

小說開篇于上世紀80年代的匈牙利。15歲的伊什特萬沉默寡言，與母親相依為命。一位幾乎同其母親年齡相當的女鄰居常以瑣事為由邀他到家中，并借機引誘。伊什特萬自此陷入這段隱秘混亂的關系中，開啟了由肉體與欲望牽引的生活。他的生命軌跡看似隨機，卻暗合了某種宿命：從郁郁寡歡的東歐少年到居無定所的倫敦移民，從籍籍無名的夜店門衛到紙醉金迷的富豪保鏢，空間的位移和階層的跨越并未讓他獲得歸屬感，反而加深了他內在的疏離和麻木。欲望在他生命中不斷變形——從對女性的依附，到對金錢與安穩的渴求——卻始終無法得到滿足，無法填補精神的空洞。

對于伊什特萬而言，欲望是一種模糊的牽引力，推動他的生命駛向未知與失控的宿命。在這一過程中，他始終是被動的“接受者”，總是無意識地被卷入深淵。這種被動性幾乎構成小說的情節主線和主人公的行為準則。伊什特萬極少表達內心，他從不“直接向讀者或他人解釋自己的內心世界”。他最常說的話是“好的”“沒事”，既表示恭順又暗含拒絕。當鄰居在主動吻了他之后又馬上道歉時，他回答“沒事”；當他救下一位名叫梅爾文的倫敦精英，對方滿懷感激向他索要聯系方式時，他仍用“沒事”快速結束交流；當梅爾文為他提供新的工作機會時，他也依舊只是簡短回應“好的”。貧乏的語言既是伊什特萬內心情感的防護罩，也是他空洞貧乏的心靈的直接象征。伊什特萬通過對話表現出的不適感，體現了一種普遍意義上的現代個體的孤獨——在信息與欲望過剩的時代，語言失去了溝通的功能，成為自我封閉的工具。

紹洛伊的文風冷靜而克制，敘述中充滿留白。他采用“切離式”敘事技巧，有意避開了許多他親歷的關鍵事件的直接描寫，如伊拉克戰爭、雇主之死、繼父離世等，讓讀者自己在敘事片段的縫隙中去探知時間的流逝與人物的變化。這種手法被評論界稱為“刀刺式”敘事：通過省略制造張力，迫使讀者以自身經驗填補空白，從而體認世界大事如何在個人生活中留下隱秘印記。盡管小說幾乎從未直接論及政治，政治事件與歷史背景卻不斷滲入到敘事之中。匈牙利的社會轉型、伊拉克戰爭、東歐移民潮，這些事件若隱若現，構成了人物命運的無形框架。讀者能夠清晰地在伊什特萬的語言和行為中感受到時代的重壓。紹洛伊以極簡手法實現了這種歷史的身體化敘述，讓《肉體》超越個體悲劇，成為對人類處境的隱喻。這種“留白敘事”不僅增強了文學的審美張力，也揭示了生活的本質：那些無法言說的創傷與體驗，往往最真實地構成了我們的存在。正如《書商》所評，《肉體》這部作品“以未言說之語言，言說無窮之事”。紹洛伊并不為小說設定明確的論調，他只是忠實記錄了所見的世界，一個被動與欲望交織的世界。他筆下的人們不清楚自己為何而活，也不知該如何行動，這種存在的困境也是當代人普遍的精神景觀的顯現。

《肉體》是關于身體與存在的冥想。小說的標題耐人尋味：肉體既是生命的載體，又是命運的囚籠；它象征欲望的起點，也預示死亡的宿命。紹洛伊通過身體書寫揭示人類經驗的有限性：我們被迫以肉身承受時間的磨損，卻又同時試圖以意識逃離它。如《衛報》評論所言，這是“一部追問終極之問的小說”，探討血肉之軀如何在時間中緩慢前行，并由此理解生命的意義。與《人不過如此》中充滿競爭、炫耀和焦慮的男性形象不同，《肉體》關注的是“一個有需求的身體，如何應對、適應、滿足這些需求，以及這些或成功或失敗的探尋會把你引入怎樣的經歷”。紹洛伊通過主人公的冷淡敘事，使肉體與欲望失去了感官色彩，伊什特萬的“好的”與沉默，正是這種生存姿態的象征，他既非選擇者，也非反抗者，而是被動地被時間推向未知的人。

紹洛伊對語言細節的掌控精確至極。他的敘述幾乎不加修辭，卻蘊含強烈的心理暗示。小說中蔓延的那種“平淡中的不安”正是通過對日常語匯的刻意選擇來實現的。例如，敘述者頻繁使用非特定指代“那東西”“那個什么”來描述觀察對象，這種語言的模糊性反映了人物的文化疏離與精神異化。伊什特萬的白人身份、移民背景與工人階級出身交織成一幅模糊的社會肖像，但他對這些身份的感知卻始終是模糊的、不自覺的，他始終是西方上流社會中的一個局外人。這種“局外人視角”賦予小說跨文化的觀看深度。紹洛伊本人在倫敦長大，父親是匈牙利人，母親是加拿大人。對他而言，英語既是母語，也是外語。也許正因如此，他的語言呈現出一種中立性：簡潔、無情緒、近乎客觀，既具歐洲現實主義的冷峻，又延續了康拉德式的疏離感，體現出一種“后歐洲”的自覺。在結構上，小說采用了循環敘事，結尾回到開端形成鏡像式閉合，象征著主人公生命中變與不變的辯證統一。這種延續性使《肉體》的悲劇色彩更加深沉，因為真正的變化似乎從未發生。

紹洛伊在《肉體》中所踐行的克制敘事，是對歐洲現實主義與自然主義傳統的繼承與更新。他借助主人公冷靜的觀察拒絕情緒化與道德判斷，讓沉默本身成為意義的源泉。小說不提供答案，而是制造不確定性，迫使讀者參與意義的生成。正如作者所言：“我只是記錄我所看到的世界——一個充滿困惑、不知道該做什么的世界。”在伊什特萬身上，這種“無目的的生存”正是現代人生存的寓言：人在被動與欲望之間徘徊，既被身體束縛，又被意識所困。

自1969年創立以來，布克獎一直被視為英國乃至全球最具影響力的文學獎之一，旨在表彰“年度最優秀的英文小說”，推動當代文學的閱讀與討論。布克獎授予《肉體》，是對其文學品質的肯定，也標志著當代小說的一種去奇觀化趨勢。在全球文學紛繁喧囂的當下，紹洛伊用近乎樸素的語言完成了一則關于生存本質的現代寓言：真正的復雜常常藏于簡單之中。人的肉身，不僅是生命的負擔，更是理解世界的途徑。《肉體》以冷峻的真誠與節制的美學，審視命運、抱負與個體價值的糾纏，在一個普通人的生命軌跡中，折射出人類存在的普遍困境。這份真誠與克制，或許正是它贏得布克獎的根本理由。

（作者李雅系鄭州大學英美文學研究中心副教授，張莉系鄭州大學英美文學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