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諾貝爾文學獎由克拉斯諾霍爾卡伊·拉斯洛（Krasznahorkai László）摘得，授獎詞稱，他“以震撼人心、富有遠見的創作，在災難與恐懼的時代，重申了藝術的力量”。他的作品以后現代主義小說與反烏托邦、憂郁主題而聞名，而自1983年以作家身份開始其職業生涯以來，他從未將自己的創作背景限制在歐洲，而是不斷從多元文化視角審視匈牙利社會與人類的共同困境。也正因這份開放的文化胸懷，這位匈牙利作家在其文學生涯中與中國結下了跨越地域與時空的深厚羈絆，這份聯結早已超越普通的文化好奇，演變成一場觸及精神內核的深度對話。他曾由衷贊嘆中國是 “世界上僅存的人文博物館”，這份對中國文化的珍視，滲透在他的生活習慣、文學創作與精神追求的每一個維度，成為他文學世界里不可或缺的東方底色。這段東西方文明的邂逅，始于文學啟迪，深化于文化交流，最終沉淀為哲學層面的靈魂共鳴。

據翻譯家、克拉斯諾霍爾卡伊的好友余澤民記述，他對中國文化的熱愛體現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他不僅喜愛中餐與京劇，更在李白飄逸的詩行間找到了精神的共振。他對《道德經》的研讀絕非淺嘗輒止，而是視其為“終極智慧”。這份向往促使他多次踏上中國的土地，展開深度的文化尋訪。有趣的是，他第一次到訪中國回到匈牙利后，不僅讓家人改用筷子吃飯，還大量搜集與中國相關的書籍，將東方的生活方式與思想融入自己的日常。他還有一個中文名字“好丘”，他認為這個名字既描繪了美好的山丘意象，又能與孔夫子的精神譜系相連，完美地寄托了他對中國文化的深厚情感。

為探尋中國文學與哲學的奧義，拉斯洛曾多次踏上中國的土地，每一次旅行都成為他文學創作的重要靈感來源。他的中國情結，最終凝結為數部以中國游歷為載體的文學作品，系統展現了他對中國文化與哲學的持續思考。

1991年，克拉斯諾霍爾卡伊首次踏足中國。這次旅程催生了他的游記體短篇小說集《烏蘭巴托的囚徒》（Az urgai fogoly）。書中，他以第一人稱的細膩筆觸，詳細記錄了自己從烏蘭巴托乘坐火車抵達北京的心路歷程以及在北京、廣州、泉州等地游覽的經歷。然而，他著墨最深的并非中國城市的表象，而是旅途中內心世界的微妙變化與深刻的自我審視。他搭乘公交車穿行于北京的街巷，試圖從流動的市井生活中捕捉中華文明的精神內核。在離開北京的前夜，他寫下了這段充滿詩意的告別：“我再也看不到琉璃廠小店黑底金字的招牌，再也無法想象在長城的烽火臺里聽到遠方的鼓聲，再也不能漫步于紫禁城的內廷花園，再也不能感受頤和園荷花的芬芳……中國的美恰恰在于其時間的深度，它如同一把折扇，輕輕打開便立刻呈現出兩千年的歷史。”這段文字，既是他對中國之美的贊嘆，也是他與中國文化產生精神共鳴的真實寫照。

回到匈牙利后，克拉斯諾霍爾卡伊對中國文化的追尋并未止步。在一次接受采訪時他提到：“一位讀過《烏蘭巴托的囚徒》的讀者問我什么時候會再去中國，我起初回答不會再去了。但對方仍堅持追問，于是我答道：除非只有一個例外——如果我能回到李白時代的中國，回到那個我深愛的古代中國，回到唐朝。”1998 年，抱著對李白的熱愛，他再次來到中國，進行了一場圍繞李白展開的文化朝圣。他將此次經歷寫成了散文《只有星空》（Csak a csillagos ég），后被收錄于2004年出版的《天空下的廢墟與哀愁》（Rombolás és bánat az ég alatt）一書中。《只有星空》一文以李白的《清平調詞三首》匈牙利文版開篇，全文以李白的人生軌跡與詩歌精神為主線，記錄了作者從泰山到曲阜，從西安到蜀地，再泛舟長江的過程，他試圖通過追尋李白的足跡，觸摸盛唐的氣韻與李白的詩魂。余澤民先生曾回憶，克拉斯諾霍爾卡伊曾這樣描述對李白的癡迷：“我喜歡他的豪放，我喜歡他談醉酒，談月亮，談生活，談分離，談朋友——我喜歡他的律動，他無盡的能量，他流浪的心性——我喜歡李白，喜歡這個人。當然，我只能在譯文的基礎上揣測詩歌，但是揣測的結果總是告訴我，天哪，這該是多么美妙的詩歌。”他抓住旅途中的每一刻——在火車上、出租車上、寺廟里、餐廳里，不放棄每個與各行各業的中國人進行深度交流的機會，話題總是從李白及其作品切入，然后擴展到中國傳統文化的各方各面，從這些對談中感受古典文化在高速現代化的中國社會中的演變與延續。

除了上述兩部作品外，克拉斯諾霍爾卡伊在中篇小說《北山、南湖、西路、東河》（A északról hegy, Délr?l tó, Nyugatról utak, Keletr?l folyó）與短篇散文集《塞伊波曾到此》（Seiobo járt odalent，又譯《西王母下凡》）兩部作品中也大量融入了東方美學元素。前者以日本為背景，探討了加速的現代世界與古老生活方式的復雜關系，而后者將歐洲、近東、遠東及東方文化納入創作的文化版圖，通過東西方藝術形式的對比實現東西方文明的對話，同時探討美與藝術創作在盲目與無常世界中的意義。

克拉斯諾霍爾卡伊通過這些作品，不僅向西方讀者展現了一個真實而立體的中國形象，更在文學創作中實現了東西方文化的深度對話。他的中國題材作品既保持著對中國文化的新奇感，又體現出對中華文明的理解與尊重，并將中國古典哲學與美學內化為自身創作的靈感與追尋終極意義的思想資源。作為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他與中國之間的深刻聯結不僅反映了作家個體的文化認同與精神追尋，也成為全球化語境下文明互鑒的生動見證。他用實踐證明，真正的文學始終具備超越地理與文化疆域的力量，它能夠構筑起理解與溝通的橋梁，促使不同文明在對話中彼此照亮，在交融中共同演進。

（作者單位：廣東外語外貿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