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在前進》，【匈牙利】克拉斯諾霍爾卡伊·拉斯洛著，舒蓀樂譯，人民文學出版社，2025年10月

從2013年翻譯第一部匈牙利文學作品《遺忘的夢境——查特·蓋佐短篇小說集》出版至今，我已翻譯了四位匈牙利作家的著作，包括馬洛伊·山多爾的《草葉集》《分手在布達》，薩博·瑪格達的《壁畫》和正在翻譯中的《致愛麗絲》，以及克拉斯諾霍爾卡伊·拉斯洛的《世界在前進》等。這些作家都或顯或隱地與奠基了20世紀匈牙利現代文學的流派——“西方派”形成對話，進而繼承或超越其精神。

此流派是圍繞1908年創刊的《西方》雜志形成的，誕生于奧匈帝國崩潰后的匈牙利現代危機中，核心主張為匈牙利文化的“歐洲化”與“現代化”。經歷了19世紀下半葉的社會發展，匈牙利在奧匈帝國內部的高度自治被視為其民族主義的巨大勝利。然而這種由貴族和士紳階層主導的保守的民族主義敘事導致文學藝術傾向于維護傳統的、鄉村的、浪漫化的匈牙利特性，且對歐洲現代思潮持懷疑態度。就像馬洛伊·山多爾在1920年代所說的，匈牙利的作家們“至今仍未意識到，戰后不能再像戰前那樣寫作；他們仍認為‘匈牙利豎琴那美妙的琴弦依舊在歌唱’”。因此，一批圍繞著《西方》雜志的作家以自己的創作旗幟鮮明地反對官方保守、封閉、自滿的民族主義迷思，反對文學淪為民族主義的宣傳工具。比如莫里茨·日格蒙德以其尖銳的現實主義筆觸，描繪了匈牙利農村的貧困、社會的虛偽和貴族的墮落，奧蒂·安德烈的詩歌充滿了對匈牙利落后、保守的憤怒抨擊，他渴望一個全新的、現代化的、精神上獲得重生的匈牙利出現，而對奧蒂來說，憤怒與抨擊恰恰是愛國的最高形式。因此自創刊時起，《西方》選文的宗旨就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首先，反對狹隘的民族性，追求歐洲性與民族性的整合，批判民族古典主義將文學捆綁于純粹匈牙利性的狹隘認知，主張匈牙利文學應融入歐洲文化語境，在與西方現代性的對話中保留民族特質，但同時也反對民族同化政策與神化民族優越性；其次，堅持保守的現代主義平衡觀，拒絕激進的實驗性文學，但堅持文學的現代性，在繼承文學傳統的基礎上探索主題與思想的現代性，避免“為現代而現代”的形式主義；第三，強調文學的核心是審美，是詩學；第四，作品大多擯棄了宏大的歷史主題，而轉向個體在時代變遷中的精神困境，比如對身份焦慮、記憶碎片、道德選擇等問題的關注，主張文學應捕捉個體的情感與視角。

我翻譯的四位作家的作品，從時間上來看跨越了整個20世紀，而且都與“西方派”有著尤為緊密的關系，尤其是第一代作家查特·蓋佐和第三代作家薩博·瑪格達，都是“西方派”中的主要作家。1930年代以后，第三代“西方派”作家內部分裂出的民粹派和都市派作家對真正的匈牙利性、文學的功能，以及匈牙利的發展道路等問題展開了論爭。第三代作家的論戰對匈牙利后世文學的影響是極其深遠和復雜的，尤其是對匈牙利性的追問和批判性反思精神，都是長期留存在匈牙利文學中的核心母題，成為20世紀的匈牙利文學傳統。新一代作家中，克拉斯諾霍爾卡伊·拉斯洛繼承了都市派對于文學形式極致探索的精神、對個體存在困境的深切關懷，以及一種復雜的、內省的現代主義敘事風格，成為該傳統的集大成者與超越者。他的創作既扎根于“西方派”確立的反狹隘民族主義等根基，又以全球化的視野、創作形式的創新實現了對傳統的超越，成為匈牙利文學走向世界的一張名片。

1985年，克拉斯諾霍爾卡伊·拉斯洛的處女作《撒旦探戈》出版。他的長句風格看似具有很強的實驗性，實則完全是為了故事內容服務的。就像許多讀者讀完后覺得，那動輒鋪陳十幾頁沒有句號、如熔巖般緩慢流動的長句給人帶來難以喘息的壓迫感，這是一種思想表達與閱讀體驗的完美融合，就像克拉斯諾霍爾卡伊自己說的：“一個人怎么思考，就會選擇什么樣的句式。”通過無法喘息的意識流，讀者直面了小說中村民的集體迷茫，體驗了長句模擬的焦慮的綿延感，以及人類對意義的徒勞追尋。

今年，克拉斯諾霍爾卡伊的第二部短篇小說集《世界在前進》中文版問世。這部作品并不是傳統意義上由小故事集合而成的短篇小說集，而更像是一篇長達三百頁的論文。小說主體分成兩個部分，第一部分“他說”共九個短篇，每一篇都指向人類個體存在的核心矛盾，比如《站著流浪》指出人類因不堪忍受現實境遇而渴望逃離，卻陷入寸步未動卻已流浪的僵局；《關于速度》闡發了人類試圖超越地球的速度，卻發現自身始終被地球的運轉邏輯所裹挾，這模擬了一種渴望超越卻被現實束縛的沖突；《但愿遺忘》展現了現代人既無法優雅地承受失敗，又難以擺脫歷史的沉重，試圖遺忘卻更不得要領的困境；《最晚在都靈》借用尼采與馬的故事，揭示了人類試圖遵循某種絕對道德法則，卻發現自身無法擺脫本能的同情，于是道德崇高與存在的真實形成了一組不可調和的矛盾。后面的幾篇，分別從語言的無效性、悲傷的本源、存在的虛無與自身的渺小、對真理的遺忘、文明的扭曲以及回憶的虛假等方面進行論述。在第二部分“敘述篇”中，上述困境都得到了故事的一一印證：《九龍柱》中的同聲傳譯員在象征著復雜交通樞紐的九龍柱中迷失方向，他既渴望找到瀑布，又被城市的速度與混沌困住，停滯在存在的迷茫中；而關于道德法則與人性本能的沖突，則在《費赫爾·哲爾吉的莫爾納·亨利克》中得到體現，故事中法律的不公在于案件本身并無法律意義的設定，呼應了《最晚在都靈》中尼采的困境；《銀行家》中，銀行管理層互相掣肘，規則淪為私人利益工具，使得本應象征秩序的銀行成為無規則瘋狂的場域，成為崩塌的舊世界、無序的新世界的隱喻。這種觀點與證據的對應，幾乎充斥著“敘述篇”的每一個故事，類似于七巧板一般的文字結構，讓我在翻譯的同時慢慢進入克拉斯諾霍爾卡伊的世界地圖，直到最后一則故事《伊斯坦布爾天鵝》。

這篇正文部分全部留白的文本，并非作家純粹的寫作行為藝術，而是一個關于記憶、遺忘與敘事本身的裝置。事實上，在經歷了前文極其綿長、繁復，似乎永無止境的句子的翻譯后，突然與這篇幾乎空白的文本相遇，對于譯者的沖擊也是巨大的，似乎所有的話語在此處戛然而至，全部失效。這種超越了傳統敘事框架的創造性寫作，或許表達了當冗長的句子無法對抗遺忘和混沌，無力消解僵局和迷惘，那么空白也能成為無聲的抵抗。但文章并非空無一字，空白的正文后附有注釋。首先，這些注釋大量引用了關于失憶癥、神經學、心理學方面的論文，將這篇文本的主題錨定為人類記憶的脆弱性；其次，注釋還關涉神秘主義文學，指向了魯米的詩歌和蘇菲派神秘主義。魯米思想中關于消解自我、超越個體記憶的觀念，為遺忘提供了一種神秘主義的解讀維度；第三，注釋中還出現了伊斯坦布爾的許多標志性地點，比如藍色清真寺、卡里耶博物館等，就像一份地方志中的注釋。這種頗具實驗性的創作手法，事實上并未逃離匈牙利敘事傳統，而是拓展了文學的表達邊界。

在文學視野上，克拉斯諾霍爾卡伊將關注點從歐洲上升到全人類共同面臨的困境。《世界在前進》中的各篇故事集中關注的是現代社會中個體的存在迷茫，這種對全人類困境的觀照是一種向世界開放的延伸。在這部小說集中，作家繼承了反狹隘民族性的傳統，進而又將這種反狹隘拓展至全球視野。小說中故事發生的地點涉及世界各地，比如瑞士、土耳其、德國、美國、哈薩克斯坦、烏克蘭、意大利、中國、俄羅斯等等。

集子中《普遍的忒修斯》中對于鯨魚馬戲團的描寫與長篇小說《反抗的憂郁》互文，呈現出一種對地方性系統批判升級到對人類終極存在意義的叩問。《普遍的忒修斯》以五次講座內容構成，其中鯨魚馬戲團的故事出現在第一次講座中。在這則故事中，作家寫道：“有一本書非常明確地指出，從這一刻起，這座城里的一切都要下地獄……在缺少終極意義的情況下，我們已經受夠了這種不斷暗示仍存在著某種終極意義的文學，我們無法忍受這樣的文學。”這里說的“有一本書”指的就是《反抗的憂郁》，這段看似自我否定的話恰恰標志著作家藝術和哲學姿態的成熟。這兩篇作品最大的相似之處在于那條臃腫、腐爛的巨大鯨魚以及廣場上圍觀的人群所構成的荒誕畫面。在《反抗的憂郁》中，作家讓讀者看到了系統崩潰的全過程，而在《普遍的忒修斯》中，作家以自我否定的態度揭示了“揭示意義”的無效性，他對這種無意義表達了強烈的悲傷，并且以“能殺死所有人的蜂蜜”來比喻這種悲傷，直接將“殺死所有人”導向一種空無。最有意思的是，在《普遍的忒修斯》中，作家提到承載鯨魚的馬戲團來自東方，鯨魚卡車事件實際上是“理解的原點”，也就是通往世界本質的起點。雖然作者只是一筆帶過，但這句“來自東方”實際上暗示了作家試圖從東方文化中汲取用于理解世界的力量。

瑞典科學院為克拉斯諾霍爾卡伊·拉斯洛撰寫的獲獎詞稱：“由于他令人信服和富有遠見的作品，在世界末日的恐怖中，重申了藝術的力量。”這背后有著兩重深意：其一，克拉斯諾霍爾卡伊本身就是“歐洲精神”和“世界主義”的化身，他的作品描繪了世界的熵增與衰敗，以及人類在宏大歷史力量下的無力感。這種視野是全球性的，盡管其背景常常是具體的匈牙利或東歐場景。而這個獨特的、帶有巴洛克式繁復的、黑色幽默的文學世界，常常讓人聯想到貝克特、卡夫卡等現代主義大師。其二，在歐盟一體化理念的背景下，克拉斯諾霍爾卡伊的這種超越民族的視角、對個體尊嚴的捍衛，以及對多元文化的包容，讓匈牙利文學完成了從民族文學到世界文學的跨越。

舒蓀樂，供職于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主要從事匈牙利語文學研究與翻譯，克拉斯諾霍爾卡伊·拉斯洛《世界在前進》譯者。主要譯作有馬洛伊·山多爾《草葉集》《分手在布達》、薩博·瑪格達《壁畫》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