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作為一門20世紀新興學科，英國創意寫作既可看作是美國創意寫作教育影響的產物，又和英國本土文學傳統和教育改革密不可分。它首先來源于學院體制內部的反叛，同時也依靠社會政策導向和市場需求，逐漸形成完善的寫作評審和出版機制。隨著其學科建制在20世紀末到21世紀初的逐漸繁榮，其內部也存在著起源的激進與后續的保守、創作與文學批評、實用主義與創造性表達之間的三重張力。創意寫作依賴其物質性媒介，在數字時代的未來，這種物質性將為創意寫作的形態帶來更多可能。

● 關鍵詞

英國；創意寫作；起源；文學版圖

2017年10月5日，日裔英國作家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1954-）榮膺諾貝爾文學獎。同年12月7日，石黑一雄在瑞典學院發表獲獎致辭，開場便追憶自己寫作生涯的起點，即1979年的秋天，他帶著便攜式寫字機來到諾福克郡的巴克斯頓，他毫不避諱地提道：“我之所以來到這里，是因為我被東安格利亞大學的一個創造性寫作研究生課程所錄取。”接著，他又提到當初鼓起勇氣寫作日本題材的作品，內心曾被陰云籠罩，畢竟厚重英國文學傳統對年輕的作家常造成影響的焦慮，而他更直言：“直到今日，我依然深深地感激我的同學們，感激我的兩位導師——馬爾科姆·布拉德伯里（Malcolm Bradbury，1932-2000）與安吉拉·卡特（Angela Carter，1940-1992），感激小說家保羅·貝利——他是當年的大學駐校作家，感激他們對我這部作品堅定的鼓勵。如果他們的反應不是那么正面的話，也許我就再也不會碰任何有關日本的題材了。”

石黑一雄獲獎背后，英國的創意寫作傳統似乎功不可沒。它也帶來了一個疑問，即如此優秀而原創性的作家，為何會出自一套制度性的創意寫作教學，而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卻“主動選擇為東英吉利大學背書”，“把自身巨大的文化資本轉移給一家英國的大學”。事實上，按照布爾迪厄的觀點，文學獎項向來是文化資本斗爭的競技場，創意寫作傳統顯然在英國當代的文學場域中發揮著重要作用。本文嘗試梳理英國創意寫作學科發展的歷史起源，分析創意寫作的參與者們如何參與出版機制和建構文學版圖，與文學學術傳統形成互動，在多種社會力量推動下發展狀態，最后將展望在數字時代創意寫作的未來。

一 起源的紛爭

關于起源的話語常常是權力爭奪的要地，這一點對于英國創意寫作的發家史也不例外。常見的說法是將其視為美國舶來品，并將1970年代東英吉利大學（UEA）的創意寫作課程視為起點。然而，有學者認為這種說法是受戰后美國文化霸權影響的產物，它忽略了英國本土的文化歷史。比如 格雷姆·哈珀（Graeme Harper）就認為，創意寫作的歷史應當聚焦于廣義上的創意寫作教學與學習的討論，并不等同于被冠以“創意寫作名稱的大學課程”。創意寫作在英國大學中自中世紀以來便已存在與之相關的非正式學習實踐與文學生產，盡管當時尚無“創意寫作”這一現代學科名目。根據英國大學的四種劃分，即“古老大學”“紅磚大學”“玻璃板大學”與理工學院，哈珀認為四種大學分別對應了四種廣義創意寫作的推動路徑：傳統人文學術中的隱性寫作訓練，成人教育與職業教育模式的興起，戰后教育普及化和學位課程制度化的展開。此種觀點雖然聚焦英國寫作傳統培養的文化土壤與歷史語境，卻可能使“創意寫作”的概念變得過于寬泛，如果將作家接受過的能輔助寫作的訓練都涵蓋其中，任何可能提供的教育幾乎都能被視為創意寫作的一部分。

相比而言，主流的創意寫作觀點將英國的創意寫作的初創定位于1970年代東英吉利大學首個創意寫作項目。該項目的創辦者是馬爾科姆·布拉德伯里和安格斯·威爾遜（Angus Wilson，1913-1991），兩人皆有在美國大學任教的經驗，讓英國創意寫作成為了美國創意寫作教育的輸出地。二者的發展歷史確有相似之處。美國創意寫作的歷史既根植于19世紀的文學實踐，早在1896年，芝加哥大學開設了名為《短篇小說的藝術》（The Art of the Short Story）的課程，被認為是最早具備創意寫作性質的大學課程之一。創意寫作作為一門學科確立，通常要追溯到1936年正式成立的愛荷華大學“愛荷華作家工作坊”（Iowa Writers’ Workshop），該工作坊是美國首個提供創意寫作高級學位的項目，標志著創意寫作正式進入學院制度內部。愛荷華工作坊開創了“作坊教學”模式，即以小組討論、互評作品為核心的教學形式，很快成為美國創意寫作教育的標桿。二戰后，隨著退伍軍人法案（G.I. Bill）擴大了高等教育的受眾，創意寫作項目在美國迅速擴張，愛荷華大學成為“國家文學”的培養基地。直到20世紀中葉，越來越多高校開設相關課程，部分由作家直接擔任教師，逐漸形成教師-作家雙重身份的專業化結構。

英國對于美國創意寫作的引入則相對緩慢。直到1970年代，東英吉利大學創立了首個創意寫作碩士項目，同時，詩人大衛·克雷格（David Craig，1932-）也在蘭卡斯特大學開設了類似課程。然而由于缺乏歷史傳統，創意寫作在英國高校真正扎根耗時一代人之久。最初這類課程常被視為浮華的美式舶來品，在傳統英文學界中缺乏認同感，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早期發展。20世紀80年代，英國創意寫作教學僅在少數高校以選修或成人教育形式出現。直到20世紀末至21世紀初，多項寫作資助和作家駐校項目才帶動了創意寫作專業的爆發。據統計截至2015年，英國已有超過200個創意寫作碩士課程可供選擇，超過50所大學提供創意寫作方向的博士培養。創意寫作也一度成為英國高等教育中增速最快的學科之一。

然而，即便是公認的1970年代起源敘事也存在著爭議，其背后是一套權力話語的建構。比如，凱瑟琳·霍利韋爾（Kathryn Holeywell）指出，相較于布拉德伯里與威爾遜所創建的正式碩士項目，創意寫作的起源原本應該可追溯到1960年代初期東英吉利大學創校時的一系列決策，比如聘請威爾遜為本科生指導寫作，乃是“英國高等教育史上首次由大學正式聘用創意作家任教”。更為重要的質疑聲是麗絲·賈揚（Lise Jaillant）在其最新著作中提出，關于創意寫作起始于1970年布拉德伯里和威爾遜的碩士課程，而非1963年威爾遜的非正式本科教學，其實是創始人布拉德伯里“主動選擇”的一種英國創意寫作的“神話”建構，其目的在于強調其本人參與的東英吉利大學創意寫作歷史之重要性。麗絲·賈揚提到，創意寫作在英國的制度化階段首先應當是1960年代的東英吉利大學和蘭卡斯特大學的本科教育，而碩士階段的課程應當始于1980年代初東英吉利大學和蘭卡斯特大學建設的碩士項目。布拉德伯里的選擇很大程度來源于1970年代以小說集而非研究論文獲得學位的作家伊恩·麥克尤恩（Ian McEwan，1948-）的成功。正因如此，東英吉利大學當初其實有兩條路徑可以選擇：一是強調1960年代即已開設創意寫作課程；另一條路徑則是將1970年設定為起點，并將伊恩·麥克尤恩塑造成“第一位學生”，而布拉德伯里顯然選擇的是后者。麥克尤恩由此成為了第一個英國創意寫作碩士，其日后則成為英國文壇最重要的小說家之一。而布拉德伯里最為重要的伯樂，不僅其創意寫作項目能提供寫作教學的指導，還為新一代作家登上英國文壇的鋪路。

綜上所述，英國創意寫作的制度性起源依賴于一套建構文學史書寫的話語機制，而創意寫作的興盛作為當代文壇重要事件，其內部原本就存在著多種外部社會力量的角逐互動。正是不同社會力量之間的張力形成了對創意寫作的主流敘事及其裂隙。

二 創意寫作發展的三層張力

上文考察了1970年代的起點敘事如何定義了英國創意寫作的建制。盡管對于此一觀點存在著批判質疑，我們仍需考察在此種主流的聲音之中，究竟是何種力量參與和推動著創意寫作的生產。我們會注意到，最初作為文學場域的邊緣人如何逐漸建立自己的權力體系，成為生產機制的中心角色，而這種機制又如何與社會邊緣群體的寫作形成互動。本文認為英國創意寫作的制度化過程中存在著三種張力，其一是制度初創者們最初的邊緣身份、激進態度與其后形成的主流身份、保守傾向之間的張力；其二是創意寫作與傳統文學批評之間的張力；其三是實用主義與創造性表達之間的張力。

首先，創意寫作專業的初創者們是一批白手起家的人。事實上不論是美國愛荷華大學的保羅·恩格爾（Paul Engle，1908-1991）、斯坦福大學的華萊士·斯特格納（Wallace Stegner，1909-1993），還是英國東英吉利大學的布拉德伯里，他們有一個共同點：都出身于中下階層家庭，且是家族中第一位上大學的人，“為了在文學圈中站穩腳跟，他們經歷了重重困難”。作為文學圈的邊緣人，他們以一種文化戰士的身份登場, 懷揣破局的使命感, “希望在一個由裙帶關系主導的文學世界中為專業化的寫作斗爭”。英國初創者們的早年的階級意識和學術立場是鮮明的，比如布拉德伯里曾在《安提阿評論》（Antioch Review）上發表的文章《省城文學的崛起》（The Rise of Provincial Literature，1956）中，其中明確表達了對F.R.利維斯（F. R. Leavis，1895-1978）及其主編的Scrutiny期刊的推崇。這種敬意的表達出自一種階級身份視角：布拉德伯里與利維斯圈的學者一樣，大多來自中下階層，是英國戰后“教育機會擴大”政策的受益者。在這篇文章中，他同樣提出了自己的專業化立場，即反對所謂的“玩票主義，一種以文學與批評為休閑消遣的態度，認為那種‘高深而自得其樂的優越感’往往令人反感”。而他批評的對象，正是布盧姆斯伯里小組成員如弗吉尼亞·伍爾夫（Virginia Woolf，1882-1941）與E.M.福斯特（E. M. Forster，1879-1970），他們代表了文學貴族化與脫離現實的上層品味，而這樣把文學、批評或學術視為“業余雅趣”的人，正在被新一代更嚴謹、職業化、學術性的文學批評者所取代。同樣，蘭卡斯特大學的校長查爾斯·卡特（Charles Carter，1919-2002）在二戰期間是一名良心拒服兵役者，而創辦該校創意寫作課程的大衛·克雷格（David Craig）也是一名左翼激進社會主義者。除了初創者們的身份定位，1960年代新建的東英吉利和蘭卡斯特這兩所大學也屬工人階級的城鎮。這些因素共同確立了創意寫作興辦之初的民主性理念。

然而，權力的反叛者往往在獲得權力后成為制度的擁護者，隨著創意寫作的制度化演進，曾經的激進色彩逐漸退為保守。如麗絲·賈揚提到，一旦取得成功，他們也開始利用手中的資源，扶持追隨者，這使得最初反對裙帶關系而創建的創意寫作項目，反諷地又成為“裙帶關系的溫床”。麗絲·賈揚考察了初代創意寫作出身的麥克尤恩1970年代在東英吉利大學的培養路徑，麥克尤恩在訪談中曾多次提到他所主修的專業是文學，并沒有接觸課程性的創意寫作指導。相比于創意寫作的課程教育功能，東英吉利大學真正能提供的是一整套寫作者需要的社會關系網絡。在當時，圍繞著布拉德伯里建立的“大學圈”（the university set）剛剛形成，而麥克尤恩不僅受到核心人物布拉德伯里、安格斯·威爾遜的高度重視，還在威爾遜的幫助下獲得藝術委員會的資助，并在文學與學術界建立起堅實的人際網絡，在一個“持續上升并在文學場域中占據重要位置的機構核心”。隨著該學科的逐漸壯大，布拉德伯里也逐漸成為一名文化權威，熱衷于利用自己的名望推廣與東英吉利大學相關的作家，提攜最有前途的后輩成為文學明星，在英國文學界形成圍繞著諾里奇的強大關系網。與之相應的生的是，相較于最初的工人階級出身，布拉德伯里建設的創意寫作項目變成了主要吸引獲政府資助或家庭富裕的學生，而在1980年代新建立的人脈網絡中，受益者幾乎清一色是男性，這種“老男孩俱樂部”文化讓女性寫作者天然地處在被社會孤立、“被邊緣化”的地位。

英國創意寫作的第二層張力來源創意寫作作為一門技藝與傳統學術批評之間的互動。盡管英國的創意寫作課程誕生之初設立在文學系之中，其愿景是建立創作與批評之間的聯系，將寫作納入一種批評性的實踐，介入英國文學與文化的生態。正如美國經典創意寫作教材《大象為師：1880年以來的創意寫作》（The Elephants Teach:Creative Writing Since 1880，2006），提到美國創意寫作之起源，最初“反對語文學方法”的教育實驗，意在從文學創作中獲得“批判性理解”。但創意寫作者和傳統學者之間常存在著緊張關系，作家很難被學者平等相視。究其原因，這種敵意的來源是雙向的，一方面創意寫作者們批判傳統學院制文學研究的狹隘，另一方面研究者們認為創意寫作的非嚴謹性、寫作的技藝性及其同質化教學傾向“損害了自身的學科”。寫作作為一門技藝能否被教授是一個老生常談的話題。對此報以質疑的聲音其一來自文學傳統中的浪漫主義遺續。這種傳統認為，寫作是個體性的創造性天賦的表達，創作的想象力的產物，它依賴作者身上的神秘體驗，而非模仿和教導所產生的。相較而言，文學批評則更加側重研究的客觀性、理論性，否認作者主體性對作品的決定權，甚至直言“作者之死”。這就使得批評理論與寫作實踐之間形成了難以彌合的裂痕。其二，創意寫作的學科建制卻似乎將原創性的表達制度化為一套可復制的工程，讓曾經“屬于社會性的寫作實踐納入其體制”。比如經典的同儕工作坊模式就受到一些學者的詬病，同儕工作坊和作家駐校制度相輔相成，在工作坊中教師引導學生互相閱讀、分享和批評作品，獲得文本打磨修改的方向。一些學者認為其本質上是由大學提供的一個庇護所，教師們指導學生寫作的技藝，為學生提供審美自主性表達的平臺，這未能真正“對現實的社會、政治語境做出回應”，更缺乏對寫作文本中的意識形態進行批判性審視。為應對這種張力，英國的創意寫作的在課程設置和職業發展上也在持續調整。比如創意寫作的課程設置多要求學生同時修習文學專業的理論類課程，獲得學位需要同時提供批評研究和文學作品，創意寫作的博士生則往往需要接受更多研究訓練，以學術研究和寫作教學而非其他實用性導向的職業為目標。許多創意寫作教師如今在大學中形成了雙重身份，兼具創作需求的文學化表達和學術研究的理論性。

英國創意寫作發展的第三層張力，來自實用主義的社會需求與純粹創造性表達之間的張力。如上文提到，創意寫作發展路徑不僅存在于大學學科建制，而且也存在于實用性導向的大學教育對創意寫作的推崇，以及戰后教育普及帶來的影響。1962年《教育法》確立了國家資助的強制性獎學金制度，逐步擴大高等教育的普及面；1963年，《羅賓斯報告》建議將技術學院升格為大學，由此大量“理工學院”（polytechnics）創設，其“目標在于提供專業化與職業導向的高等教育”，而創意寫作因為恰好為學生提供了表達訓練，在此階段獲得快速地制度化。在此之后，英國大學愈加重視教育普及。1980年代撒切爾政府“推行的經濟新自由主義與市場化改革”，強調高等教育的“市場導向”，創意寫作作為一門、實用性高、招生市場表現良好的學科，得到了快速發展。1990年英國頒布的《繼續教育法》讓成人教育普及，創意寫作也開始出現在大量非學術的寫作機構之中。

社會政策的實用主義的價值導向一直是推動英國創意寫作迅速壯大的重要因素，這與創意寫作初創時期對獨立性、專業性表達，乃至以選拔制度培養作家的文化精英主義的初衷并不契合。實用主義的傾向一方面讓創意寫作更大程度面向應用型的就業市場，比如職業編劇、編輯、出版人等，一方面也讓創意寫作面向更廣闊的社會群體，而不只是被文學院選拔出來的高學歷精英。在教育普及和市場導向下，許多非學院體系下的創意寫作培訓機構也應運而生，成為創意寫作學術體質之外的一條平行線索，比如阿爾文基金會（Arvon Foundation）、文學咨詢公司（The Literary Consultancy）、輝珀寫作學院（Faber Academy）和柯提斯·布朗創意寫作學校（Curtis Brown Creative），等等。這些機構相較于學費高昂、篩選嚴格的學院體制，因其門檻較低而容納了更多隸屬不同社會階層、經濟背景和少數族裔的寫作者，并為一些經濟困難的弱勢群體提供免費的課程名額、獎學金和免費評稿。非學院體系的寫作機構同樣和出版行業緊密關聯，許多出版經紀人會從學員中挖掘有潛力的新人，平臺也會邀請文學經紀人評審和宣讀學員作品，提供從寫作到審評再到出版的全流程服務，讓缺乏文學人脈的寫作者們也能找到發表路徑。盡管也有人會質疑，這些寫作機構可能會構成創作者們新的門檻，讓作家夢成為向大眾兜售的商品，但相較于學院體制，它們的確為文學出版市場帶來更多民間寫作者的資源。

實用主義與創造性的張力同樣體現在駐校作家制度上。英國的駐校作家制度是美國創意寫作的舶來品，主要指一些新興的作家在英國藝術委員會（Arts Council）及其他機構的資助下，在大學或機構定期主持課堂、研討會和個案輔導，培訓和鼓勵新手作家。駐校作家設置的初衷是基于大學開放和進步的理念，為教育引入學院體制之外創造性表達的不同聲音。然而越來越多的駐校作家的引入成為了大學提升文學地位、建構文化資本的手段，其目的在于為自身的機構鑲金。對于作家而言，駐校制度也成為一項功利性質的選拔賽，讓渴望獲得經濟保障的作家不得不割舍其創造性。為了申請到創意寫作獎學金，作家們不得不表演一個外向和善于交際的理想形象，因為成為一個“喜歡談論寫作的人才能獲得獎金的支持”。然而內向敏感本就是寫作創造力的源泉，而為了能夠在學院體制中如魚得水，或是投入大量的精力為學生提供指導，會耗損作家本就稀缺的創造力。在這一方面駐校作家制度或許無法兩全。

三 新媒介的未來展望

創意寫作在英國的發展首先來源于學院體制內部的反叛，同時它也依靠社會政策導向和市場的現實需求，其核心在于通過一整套成熟完善的寫作評審和出版機制，為寫作者們提供可規劃的職業路徑。在這一過程中批評和質疑也一直存在，比如創意寫作將私人的寫作行為納入大學制度，是否是一種意識形態內部的再生產；這種大規模的學科的興起是否是保守的流水線工程。對于這些批評我們尚且沒有定論。然而，可以確定的是，創意寫作作為一門20世紀中葉在英國新興的學科發展迅猛，其培養出的作家已經成為英語文學之中的經典。創意寫作的興盛從美國傳至英國，現如今在澳大利亞、法國和亞洲國家的高等教育機構中都已興起并日漸受到關注。相較于如今江河日下的其他文科專業，其前景仍然可期。

應當如何思考創意寫作的未來？格雷姆·哈珀的專著《創意寫作的未來》（The Future for Creative Writing，2014）或許提供了一些啟發。他指出，21世紀創意寫作的一個重要轉向，是從強調“寫作成果”走向強調“寫作過程”。他認為創意寫作始終是一種物質性行為，寫作圍繞著物的生產，從18世紀到20世紀，這種生產體現在對作品作為一個結果產出的期待上，這種結果依賴著傳統印刷媒介。當寫作行為完成，讀者會獲得一個完整的作品，而不會考慮作品是如何生成的。我們可以想到20世紀英美新批評理論就是體現著這樣的觀念。然而進入21世紀創作者們依賴的物質性發生了轉變，如今隨著全球數字技術的發展，這種轉變也愈發直觀。

格雷姆·哈珀預測在22世紀紙質書將不復存在，信息的載體發生變化，我們的認知方式也將隨之發生改變。物質性的改變將讓寫作本身轉向過程導向，即身處在一個他稱之為“突觸技術”（synaptic technologies）世界，這種技術描述的是21世紀人類的互動體驗，數字技術帶來了更多非線性的節點聯結，而不是以一系列終點結果為導向。對于寫作者而言，這種不僅會改變作品的形態，更會改變寫作的目的性，寫作仍然可以指向一個“外在目標”，如傳統形式的戲劇、小說、詩歌的完成，但“寫作行為本身”同樣具有價值。因而，現代社會生產作品需要一個成品去進入市場完成交換價值，而數字技術能夠把握寫作過程本身的內在行動，這些行動本身展現了思維的想象力與未完成性，讓作品釋放內在目的性（intrinsic teleology），創造新的寫作形態。如今，數字技術已經作為不可忽視的現象沖擊著寫作傳統，越來越多的創意寫作教學將以數字媒介為載體的文本形式納入到教學之中，比如虛擬游戲空間、視覺空間的塑造如何和寫作形式相互借鑒，這些新的文本形態為創意寫作帶來更豐富的視野和前景。

結 語

英國創意寫作發展是一部充滿張力與互動的歷史，它不僅涉及起源爭議、話語權的建構，也關涉階級、文化、社會和經濟多種力量角逐。20世紀的初創者們從邊緣群體成長為文化精英，這種轉變使創意寫作逐漸偏離最初的激進性，成為英國大學制度內部的文化力量。同時，創意寫作也在傳統文學理論、文學批評和寫作實踐之間尋求平衡，在多數文科衰退的局面中，以其市場導向的實用性和教育普及的功能而不斷擴張。展望未來，數字媒介正在逐步改變我們經驗世界的面貌，寫作的過程性與互動性正在取代傳統對作品完成性的期待。盡管文學生產與傳播方式的轉變為未來的創作提供了豐富的可能性，但數字技術的滲透也意味著權力的運作形態將更加細微復雜。創意寫作是否承載新的物質性而不被技術支配，持續為社會與文化的變革帶來力量，這點值得我們去探索與期待。

（作者單位：同濟大學人文學院。原載《當代文壇》2025年第6期。注釋從略，詳見紙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