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1月，西班牙國王費利佩六世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從首相桑切斯三年三度訪華，到外交大臣阿爾瓦雷斯推動合作落地，一系列外交互動彰顯了中西兩國關系的熱度。與此同時，從美術館的珍品巡展、劇院里的經典共賞到思想界的學術互動，一場跨越大陸的文明對話也同步展開。

作為歐亞大陸東西兩端的文明古國，中國與西班牙始終保持著跨時空的凝視與對話，這種對話深刻地烙印在西班牙的文學傳統之中。幾個世紀以來，“東方”與“中國”作為一種不斷演變的審美意象與文化參照，不僅為西班牙文學注入了異域情調，更成為其構建異域認知、反思自我認同的重要部分。

一、筆墨為舟：從聽聞、書寫到想象

在人類文明的歷史長河中，文學往往比商船走得更遠。它展開想象的羽翼，在現實尚未抵達之處，勾勒出一片理想化的異域。待到真實的旅人踏上那片土地，那些朦朧的圖景又被鮮活的經歷所觸碰、修正與豐富。而后，這些體驗再度匯入新的敘述，推動兩種文明在“想象——經驗——再想象”的循環中，逐漸加深對彼此的理解。西班牙與東方世界的文學相遇，便沿著這樣一條軌跡徐徐展開。這一循環的源頭，植根于早期西方對東方的集體想象。以《馬可·波羅游記》為代表的早期敘述，將中國從縹緲的傳說具體化為一個富庶智慧的烏托邦式國度，不僅為包括西班牙在內的歐洲世界提供了充滿魅力的東方圖景，也激發了此后幾個世紀持續不斷的探索與書寫熱情。

十六世紀，胡安·岡薩雷斯·德·門多薩（1545—1618）奉羅馬教皇之命，匯集航海者、使節等人帶回的第一手資料，于1585年完成了《中華大帝國史》。全書分為兩卷：第一卷系統論述明代中國的政區地理、科舉制度、法律體系、科技成就、宗教信仰與社會風俗，堪稱一部完整的中國總論；第二卷則輯錄了一些人在福建、廣州等地的親身經歷，成為早期中西接觸的珍貴實錄。這部以“間接經驗”為基礎的集大成之作，將散見于歐洲的東方見聞整合為體制完備、文明昌盛的中國全景。書中不僅詳述明代十五行省的行政區劃、長城雄姿與豐饒物產，更系統呈現了科舉取士的官僚體系、以倫理為本的法律政治，以及印刷術、鑄炮技術等令歐洲矚目的文明成就。作為十六世紀最具影響力的中國記述，這部“東方百科全書”首次為西班牙乃至整個歐洲建立起系統化、可征引的中國認知框架，使中國從游記中的模糊傳聞，轉變為在歷史、制度與文化層面皆可被理解的文明實體。隨著多種譯本在歐洲迅速流傳，該著作不僅奠定了歐洲早期漢學的文獻基礎，更塑造了十六、十七世紀歐洲對中國的整體認知圖景。

當這些來自實地與書齋的東方印象，漸漸沉淀于西班牙的文化土壤，便催生出更為自由也更富詩意的文學表達。在塞萬提斯的筆下，東方不再是一個具體的地理坐標，而是化作一片象征理想與未知的精神境域。這種想象并非單向的，在《堂吉訶德》第二部的序言中，塞萬提斯以幽默的筆調寫道，中國皇帝曾遣使致信，欲建一所卡斯蒂利亞語學校，并邀他出任校長。這一虛構的軼事，既是對自身聲名的詼諧自嘲，更折射出文學如何成為文明的橋梁——當西班牙人眺望東方時，東方也在以某種方式“看見”西方。于是，《堂吉訶德》中的東方，不僅是地理的延伸，更是心靈的共鳴。在那個時代，書籍抑或文學成為文明之間最輕盈而深長的紐帶。

二、鏡像之間：從紀實、虛構到社會理想

十九世紀，西班牙文學中的中國形象逐漸從宏觀想象到具體觀察、從文化參照到社會批判轉型。這一時期的三位作家——恩里克·加斯帕爾（1842—1902）、貝尼托·佩雷斯·加爾多斯（1843—1920）與維森特·布拉斯科·伊巴涅斯（1867—1928），分別以不同的視角，共同繪制了一幅更為復雜、矛盾且充滿張力的中國圖景。他們的作品，標志著西班牙對中國的認知進入了在鏡像中反觀自身的新階段。

恩里克·加斯帕爾最具開創性的筆觸落在科幻小說《逆時間而行者》（1887）之上。在這部早于威爾斯七年的時間機器小說中，加斯帕爾讓逆時間而行的機器航向古老的華夏大地：一個擁有超前科技的“烏托邦”，一個充滿宮廷秘史與轉世神話的傳奇國度。這一設定意味深長。在他筆下，中國不再只是地理意義上的遠方，而是升華為時間的符號和文明的參照，成為一個與西方現代性平行甚至更早發端的文明坐標系。加斯帕爾以科幻敘事重構東方，拓展了西班牙文學中虛實交織的中國形象的維度。

沿著加斯帕爾開辟的這條路徑，佩雷斯·加爾多斯則展現出另一種文人式的觀照。在其代表作《兩個女人的命運》（1887）等作品中，中國的絲綢和器物不再是獵奇的裝飾，而是優雅地嵌入西班牙貴族的生活場景與言談之中，成為品位與教養的象征。作家借書中人物之口說道：“西班牙婦女應當感激中國人，正是這美輪美奐、別具風情的大披巾，使她們光彩照人。”加爾多斯筆下的中國元素體現了一種文化上的內化與借用。當西班牙女性在重要場合身著中國披肩，當這些披肩成為“天然詩意”的傳家寶時，中國在西班牙文學中已經從一個被描述的遙遠客體，逐漸演變為可以被欣賞乃至標榜自身審美趣味的文化參照。

維森特·布拉斯科·伊巴涅斯在《一位小說家的世界旅行》（1925）中，以跨越沈陽至粵港澳的實地觀察，為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中國描繪了一幅超越西方想象的立體畫卷。作家既震撼于紫禁城的琉璃瓦與天壇的漢白玉穹頂，也為東北車站乞兒的苦難、黃包車夫的脊背與女童的纏足而痛心；同時，香港港口的罷工浪潮與廣州城頭的革命旌旗，更讓他窺見一個民族新生的曙光。伊巴涅斯目睹三名中國漁民駕著一葉近乎沉沒的小舟，以“有尊嚴的脊背”迎浪前行。他將這一景象升華為整個民族的隱喻，并借英國軍官之嘆——“若得正確引領，中國人必成世上最優秀的海員”——點出了對中國未來的深刻信念。作為以筆為劍的革命作家，伊巴涅斯并未止步于紀實，他將對東方的觀察融入對戰爭、人性與文明危機的宏大敘事中，將東方視為西方現代性批判的鏡鑒。他的中國書寫因而超越了物象與事件，在精神層面與東方對西方霸權的抵抗形成隱秘呼應，使“中國”成為關乎人類共同命運的思想參照。

三、詩心映照：從頌歌禮贊到哲思禪境

二十世紀的西班牙詩人，以更為精微的詩性觸角，延續并深化了中西文明的對話。他們的中國書寫構成了一幅跨時代的精神地圖，既展現了西班牙詩人對東方文化的想象與感知方式，也反映了他們各自獨特的詩學追求與思想歷程，完成了從現實到心靈、從政治敘事到精神探求的轉化。

拉菲爾·阿爾貝蒂（1902—1999）與胡安·雷哈諾（1903—1976）作為流亡異域的共和派詩人，將新中國視為理想社會的詩意象征。阿爾貝蒂在《中國在微笑》等詩篇中，以抒情的筆觸描繪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蓬勃景象，將東方的希望與自身政治理想緊密相連。雷哈諾在其詩集《中國日記》中，不僅記錄了所見的風景，還深情回望中國的千年文明，向屈原等古代詩人致意。他更將新中國建設解讀為一種充滿集體主義詩意的壯麗實踐，其筆下的中國是照亮西班牙民主未來的“遠方之光”。

當阿爾貝蒂與雷哈諾以政治熱情勾勒中國的宏觀圖景，卡門·孔德（1907—1996）則轉向更為細膩的文化觀察。她并不追求宏大敘事，而是以旅行者的腳步與詩人的目光記錄中國社會的日常，其詩作超越了意識形態，傳遞出深厚的人文關懷與跨文化共情。在《中國的美好日子》（1985）中，她將注意力投向雨中折落的楓樹枝、湖面輕搖的櫓聲、街頭自然綻放的笑臉，在看似普通的瞬間中捕捉情感。她的詩作由外在旅程不斷回返內心世界，使旅行文學呈現出一種“內在的觀看”，以自然、記憶與情緒構筑真實可信的文化理解。

而安東尼奧·科利納斯（1946—）則在中國古典哲學與思想中找到了精神的歸宿，其作品中的中國元素已深刻內化為其詩學思想與宇宙觀的核心脈絡。尤其是1983年的關鍵詩集《夜外之夜》，以中國思想作為其詩歌世界的精髓，深度融合了中國儒釋道的思想傳統。其詩作中，“和諧”“虛空”“大道”等概念頻繁出現，詩人將呼吸的韻律視為宇宙間對立、互補的力量交融與循環的象征，強調通過呼吸接納宇宙能量，達到“天人合一”的境界。此外，科利納斯在散文隨筆集《深埋的種子——中國行紀》中，系統地將西班牙神秘主義傳統中的核心思想與中國道家哲學進行平行比較，尤其在對“無”的詮釋上——他所追求的“無”并非西方的虛無，而是道家意義上的“無為”與“至滿”，是蘊含無限生機的虛空。這種對東方智慧的探尋也延伸至他與中國古典文學特別是唐代詩歌產生的精神共鳴中，他在其中找到了與自己相通的對自然宇宙的沉靜、和諧與有機的觀照方式。

點點星光匯成河流，跨越時空的中西文明對話在西班牙文學史上留下了一道既深邃又絢麗的中國印記。從門多薩的思想建構、塞萬提斯的幽默遙想到加斯帕爾的時空穿越，中國不只是一片遙遠的東方土地，更是一面折光的鏡子：它承載著異域風物的魅力，也折射出西班牙作家對自我、對世界的不斷追問。紀實與虛構交織，社會批判與詩性思考并行，構成了一條綿延數百年的文學航道。到了二十世紀，這股東方之風更內化為一種形而上的追索，使詩人們在中國哲學與美學中發現了與自身經驗暗暗契合的回聲。事實表明，文明之間的真正交流從不止步于圖景的描摹或符號的借用，而在于精神層面的互觸。當西班牙文學的思辨與感性在中國智慧中找到新的方向，兩種文化便在文字的星空下相互映照，形成一種超越地理與時代的恒久光芒。

（作者：孟夏韻，系外交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