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先在電話里和法語翻譯家李玉民老師溝通過，他聲音洪亮，思維清晰，讓我差點兒懷疑起他的年齡。

面對面聊天的一個多小時里，他滔滔不絕地聊起了自己近半個世紀的翻譯故事，他用一生的熱情和堅守，在跨越語言與文化的長河中，當了一位擺渡人。他的身上集中了譯作《三個火槍手》中達達尼安的勇氣、阿多斯的沉穩、波爾托斯的詼諧以及阿拉密斯的隨性。

很少在一位耄耋老人身上，還能看到如此蓬勃閃耀的少年之光。

譯著載情

2024年，中法建交60周年。時光縈繞，距25歲的李玉民踏上法蘭西的那一刻，已經過去了六十年。1964年中法建交后，兩國啟動互派留學生的文化協定。李玉民被選定為新中國第一批留法學生，前往法國雷恩大學學習。在此之前，他在北京大學法語系和三年一期的高級翻譯班里學了8年法語。

喜愛文學的李玉民，在法國閱讀了大量經典名著。雨果、伏爾泰、狄德羅、莫里哀、紀德……當時在國內所學的法國文學知識只涵蓋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初，許多法國現代和當代作家的作品是李玉民在留學期間才了解到的。他見到了更為寬廣的法國文化世界。

“我手表都沒有，但回國的時候，我帶了兩個大箱子，里面都是書。”回憶起60年前的情景，李玉民眼睛里依舊閃耀著興奮的光。

在北大讀書時，李玉民受教于一位和紀德交往過的教授。教授曾被人民文學出版社邀請翻譯《紅與黑》，他提出暫停教學兩年，潛心翻譯，卻被學校拒絕。這件事，在從小喜歡文學的李玉民心中種下了翻譯的種子，他當時的第一職業是留校任教，自己雖然當了五年班長，但成績并不是最優異的。“我沒資格留校，就想，要是能翻譯一本書的話，這輩子就知足了，也算沒白學法語。”

1966年，從法國回來的李玉民在五七干校里待了十年，從湖南到江西，挑大糞、趕水牛、耕水田。此時此刻，出版譯作，比達達尼安渴求的那身火槍手紅色制服還要遙遠。李玉民將從法國帶來的書找出來，偷偷練習翻譯。

他出于個人喜愛翻譯了司湯達的《帕爾馬修道院》，為日后正式進入翻譯領域打下了重要的文字功底和經驗基礎。當他正式出版第一本譯作《繆塞戲劇選》時，已經過了不惑之年。此后，小說、戲劇、詩歌、散文……他的法國文學翻譯之路就此打開。

回想昔日，李玉民悟出了一個道理：“什么叫天賦啊？ 就是在無事可干的時候，干自己喜歡做的事兒。這就是一種天賦。”

在法國文學與中國讀者之間，李玉民翻譯了超過三千萬字的譯作，以文學架橋，將許多文學瑰寶引入中國：如《繆塞精選集》《拉封丹寓言》《青鳥》《梵高傳》《法國戲劇經典》等等，滋養著幾代中國人的精神世界。其編選主譯的《繆塞精選集》獲2000年國家圖書獎，翻譯作品《忒修斯》獲《世界文學》雜志2000年度“思源”翻譯獎二等獎，《上學的煩惱》獲2010年第二屆傅雷翻譯出版獎。

他的譯作就像《巴黎圣母院》鐘樓里的鐘聲，吸引無數讀者走入了法國文學的殿堂。

三分譯，七分作

李玉民翻譯《巴黎圣母院》《悲慘世界》時，有一段小故事。

20世紀80年代，河北教育出版社準備出雨果全集，有兩個重頭戲，一個是《巴黎圣母院》，一個是《悲慘世界》。本來安排李玉民翻譯《悲慘世界》，但才交給他不久，就有一位雨果研究專家要翻譯《悲慘世界》，所以翻譯《巴黎圣母院》的事情就落到李玉民頭上，但后來不到一年時間，經過出版社協調，《悲慘世界》也由李玉民翻譯了。

這兩部巨著的中譯本已有珠玉在前——管振湖的《巴黎圣母院》（上海譯文出版社），李丹譯、方于校譯的《悲慘世界》（商務印書館）。面對前輩們的成果，李玉民更覺得自己得要有突破性的東西，“不能和別人比，和別人比，是逞強；你得和自己比，和自己比，是要強”。他在每一個章節、每一個句子，甚至每一個詞上都下足了功夫。“再簡單的一句話，我都不能隨意處理。”在翻譯中，他也形成了獨特風格，流暢性和文學性并重，突破直譯框架，勇于創新。“我希望讀者能一看就知道，這是李玉民翻譯的”。

早年間，進行大量的翻譯練習時，李玉民發現了過去一些譯本的一個通病：對話拗口。“敘述語言還可以，但對話不行，就跟背書似的。那個時候，覺得我要翻譯的話，我得像中國人一樣寫，像中國作家寫作那樣才對”。

過去沒有資料參考，李玉民就自己一句句翻譯，然后和老譯本對照，再不斷尋找“更對味兒的話放上去”。他的努力方向不是單純地翻譯出文字的意思，而是“要做出有漢語特色，有中國文學作品特色的外國文學作品”。翻譯的《三個火槍手》最早的版本，1986年由花山文藝出版社出版，當時的譯者除了他之外，還有孟鞠如和顧微微。這是一本縮寫版，書名叫《雙劍勤王錄》。

李玉民翻譯大仲馬時非常順暢，被稱為通俗小說之王的大仲馬語言生動有力、對話靈活機智。“他的敘述語言就像對話似的，我翻譯時覺得不能斷氣兒，所以我主張氣韻斷句，而不是語法斷句。這樣翻譯下來，大家還是很歡迎的”。

翻譯大仲馬的經歷，讓李玉民更加認定，翻譯就是一種特殊形式的創作，是在尊重原文的基礎上，以最恰當的漢語寫出來。之前有其他翻譯家提出翻譯是“七分譯，三分作”。對此，李玉民認為應該是反過來，“三分譯，七分作”。

在這根翻譯準繩下，李玉民的譯作中，詩化的語言信手拈來：“人總以為占有，殊不知反被占有”（《窄門》）、“我飄飄無所似，不過幽幽一身影。”（《暗店街》）、“外界事物紛至沓來，我敞開所有感官接納，來者全是客。”（《人間食糧》）……

他在翻譯過程中創造了出了一種新的表達方式，除去讓讀者看到譯文外，還能產生一種舒適的親近感。他堅信，翻譯不是單純的文字轉換，而是文學和藝術的轉換。“法語有它的思維結構，加上作者要表達的思想情感，這些東西濃縮在一起。你翻譯的時候，要一件件把它們拆出來，再重新用漢語進行創作。有的段落，可以用文字對應翻譯，但有的絕對不可能對應。”李玉民說，“這個時候，就必須發揮漢語的優勢和特長。你要讓原文的意思一點也不欠缺，就得用最地道的漢語、最有表現力的句式翻譯出來，寫出來”。

李玉民覺得，如果中國讀者看了自己的譯本后，會產生愉悅的文學享受或者受到心靈啟迪，那身為文學翻譯的心愿也便達到了。他深信經典作品的價值和力量，經典著作是永不消逝且不斷增值的精神力量。

隨心隨性，身心合一

無論是教學、翻譯，還是生活，李玉民都是一個愛打破界限的人。

在北京外國語學院分院（即首都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前身）教學時，沒有教材，也沒有參考書，李玉民將手里的法國文學著作拿來，自己動手做教案，然后和學生在課堂上進行討論。他的教學方式十分自由：將文本一段段拿出來，大家一起研究和探討怎么理解、怎么翻譯。學生各抒己見后，他再將自己的譯本拿出來參考。——這在近五十年前，是開創性的教學方式。

他認為，翻譯也是個打破一切的過程。李玉民打了一個很形象的比喻：就像過一座橋，不管用什么方式，先過了橋再說，哪怕過完橋把橋拆了也沒關系。經驗和智慧，就在無數次過橋的過程中逐步累積了。

不會用電腦的他，多年來都是手寫譯稿，甚至在退休之后，開始了“站譯”。久而久之，李玉民發現久坐帶來的頸椎腰椎毛病都沒了，就連腿也強健了許多。除了有點耳背，眼睛有輕度近視外，他的身體很健康。在北大念書時，李玉民參加過武術隊，有太極基礎的他還自創了“舞蹈太極”。

他現在的工作時間很隨性，“有時候晚上醒了，我會直接起來工作，隨時進行。”李玉民說，“我吃飯的時候就站在那兒邊吃邊翻譯，兩小時吃一頓飯，等于干了一個多小時的活兒出來了；既出了活兒了，也吃了飯了，什么也沒耽誤”。

選擇了翻譯這條路，李玉民就沒給自己放過假，大年三十和初一也在翻譯。“我是守信用的人，說什么時候完稿，就會按時交。但我不趕工，我細水長流，不間斷工作，也不累著自己”。久而久之，他悟出了一個道理：心物一體。

2000年退休后，李玉民又翻譯了25年，仍堅持每天用5個小時進行寫作、翻譯，平均每天翻譯兩千字。他翻譯了近五十年，也歷經了出版業的市場化探索、深度體制改革與數字化轉型的多個階段；而每一個階段，他都是不可替代的重要譯者。《巴黎圣母院》《繆塞戲劇選》《幽谷百合》《上學的煩惱》……他的譯作時間跨越近400年，其中半數是由他首次介紹給國內讀者。

很多朋友勸他適可而止，畢竟翻譯的工作太累人，他卻覺得一點也不累，即便在文學翻譯中的付出比收入要大，也值。

“我的思維更加敏捷了，翻譯經驗是日積月累的啊，不是突擊出來的。隨著時間的積累，我的翻譯經驗就跟滾雪球似的，越滾越大。真正的天才啊，少而又少，更多的成功的人靠的是堅持。一件事兒堅持做下來啊，就會成功了。”他就像《二十年后》的火槍手們，鬢發已衰，但英勇不減當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