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露西·考德威爾的作品，對我而言是一個很容易做出的決定。露西是“80后”作家，也是兩個孩子的母親，僅憑這兩點，她便成了我從事翻譯工作以來距離最近的一位作家。露西從不避諱母親這個身份，她筆下事無巨細的育兒細節，敏感而深邃的為人母的心緒，常常道出我所不能言。我曾開玩笑地對編輯說，感覺不是在翻譯，而是自己在寫。這句話實屬僭越，但的確是我某些時刻的真實感受。

和中文世界的大多數讀者一樣，我讀的第一篇露西的作品，也是《所有人都刻薄又邪惡》，這篇小說獲得了2021年英國BBC國家短篇小說獎。在露西的作品中，它的確很有代表性：第二人稱，細膩的心理描寫，一種不斷往復疊加纏繞的文字質感……最重要的是，它完美地呈現了露西反復書寫的主題，即母親是一種生存狀況。小說寫了一位帶嬰兒的母親與一個陌生男人在飛機上的邂逅，但這并不是一個單純的浪漫故事，男女之間的張力具有更微妙的色彩。在飛機上手忙腳亂的母親渴望平靜、渴望秩序，她渴望獲得幫助，但又害怕引起別人的注意。更重要的是，在公共場合，女性的社會化程度往往是遭到貶抑的，一位全職帶娃的母親就更是如此，她該如何講述自己的故事，維護自己的存在呢？或者，從本質上而言，如何講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身處的狀況激發了她講述的欲望。所以我們看到，女主人公對男人講到了表姐的去世；講到自己是一名建筑師，盡管職業生涯已名存實亡，但建筑師的訓練依然塑造著她的日常生活；她甚至談到要不要再生一個孩子，同時回憶起了那些早早步入婚姻的密友。后來，話題逐漸變得富有形而上色彩：人的善惡問題，生命演進中的“距離”問題，以及人究竟能不能真正改變，跨入另一重境界。很顯然，女主人公渴望的并不是簡單的閑聊。為了養育孩子，她的大部分精力都游走在生活表面，但她渴望潛入意識深處，與他人建立更有效的連接。這些看似漫無邊際的談話維系著她的自我和自尊，讓同為母親的我產生了一種深深的切膚之感。

但露西并沒有直接越過生活表面的紋理，“他留下看著嬰兒車、旅行袋和正在充電的手機，你把哭啼啼的蒂麗托在髖部，去洗手間的水池邊刷奶瓶，然后去Costa討要了一點熱牛奶。你本可以自己喝杯咖啡，也該請他喝一杯，但你騰不出手”。她的筆從不回避這些小事，不懼重復，也不懼瑣碎。在我看來，這遠不是一種寫作技巧，這是一種誠實，因為正是這些瑣事、這些幾可拆分到具體動作的母職日常，催生了觀察和認識，甚至催生了寫作本身。露西在一次訪談中說，“我一直很想要孩子，但也擔心這會終結我的創作生涯。沒想到的是，反而是母親身份讓我成為作家——任何讓你在個人層面上更脆弱的事，都可能讓你在藝術上更有分量”。這讓我想起了自己帶著小孩在游樂場度過的時間，在那些不容分神的時刻，閱讀和思考猶如探出水面的吸管，讓人倍加珍惜，甚至對閱讀和思考的渴望都帶著一種甜美的色彩。那些看似虛耗的時間，同樣蘊藏著豐厚的養料。

露西的另一篇小說《如此這般》，也呈現了普通母親的日常。她細細描述一個母親如何觀察環境。她或主動或被動地透過孩子的目光看待周圍的一切：觀賞池、金魚、商務區的餐廳，還有餐廳里排隊的人群。她要不停地做出判斷和選擇，這種對環境的嗅覺近乎動物本能，放大了感官，甚至放大了肢體動作。露西像寫行動指南一樣，詳細拆解如何在餐廳里安放嬰兒車和兒童座椅，如何點餐，如何帶一名男童如廁。這些瑣碎的事在一位母親眼中無一不顯得重大，這是她作為母親的訓練，更是她作為一個人對生存狀況的感知。最后，在類似現實和幻想的交疊之處，她弄丟了一個孩子，她精心選擇的環境背叛了她，她作為母親的嗅覺背叛了她。這是一個失敗的時刻，充滿悲劇意味，人在和環境的對峙中敗下陣來——圍繞這個主題，文學發展出了數不盡的形式，露西把這個主題濃縮到一位母親的日常行程之中，同樣具有驚心動魄的效果。

巧的是，這兩篇小說使用的都是第二人稱。露西是我見過的最喜歡使用第二人稱的作家。第二人稱使用起來很難，有時也并不討喜。它不像第三人稱那樣擁有全知視角，坦然地做上帝，也不像第一人稱那樣坦然地化身為人物，為自己的一舉一動負責。第二人稱是一種游離而分裂的視角，時而是敘述者，時而變成人物，常常顯得脆弱而自大。但在翻譯露西的作品時，我發現，第二人稱天然地具有一種女性主義的色彩。它有一種內觀的意味，直面脆弱，直接書寫人的自我關注。它不假裝真理在握，也不是一個篤定的行動者，它保持著開放性，保持著永不間斷地自我探索和對話。

露西很喜歡用第二人稱描寫那些正處在自我建設或重建中的人物，比如青少年，比如新手期的媽媽，尤其是后者，她們正處于一段破碎而震蕩的時期，孤獨感是前所未有的。比如在《奉獻》中，“你”剛剛結束圣誕假期，和丈夫孩子一起駕車返回倫敦的小家。無論從哪個意義上看，這個媽媽都不孤獨，她被家人環繞，她的丈夫看上去很可靠，能夠熟練地照顧小孩。但是，她一路上的種種遐想卻深邃而飛揚，脫離了小家庭的藩籬，宛如獨處。正是這第二人稱的“你”，幫她從家庭和母職中抽身出來，她一方面回到了自身，一方面又觸及到了更廣泛的母性：“你想起了所有那些在你體內、在你腦中一閃而過的孩子們：你跟他們從未謀過面，從未親吻過，從未擁抱過；但你在愛那不可測量的深度和范圍內承載著它們。”一個新手期的媽媽可能很少有機會獨處，但她需要練就一種內心的功夫，為自己創造出宛如獨處的時刻。露西幫她筆下的人物做到了。

露西關注的另一類人是兒童和青少年，其中纏繞著她的私人記憶，也事關生命初始期的迷茫和頓悟。對作家而言，成年之前的記憶永遠是一座富礦，它牽系著作家的直覺，那靈性未泯的眼睛常常能發現重大的主題。在露西筆下，那些尖銳、反常、不和諧的瞬間從來都不簡單，即便成年之后，人也會一次次重返那些時刻。

比如《留在這個世界的理由》的首篇《阿里阿里哦》，緊湊而克制，是我特別喜歡的一篇。小說仿佛一個記憶切片，我們要靠種種細節才能體察到主人公的狀況：生在一個多子女家庭，要不停和姐妹爭奪母親的注意力；對災難有異于常人的好奇，而露西用一處隱筆暗示，他們后來的確經歷了一場災難，失去了小妹妹；他們的母親是異鄉人，喜歡開車帶他們探索這個城市，這也是她逃脫繁重家務的方式。在一個兒童的視角中，這一切都是模糊而破碎的，但又處處充滿暗示，讓人無法挪開目光。未來如同大海灰綠色的霧墻，“巨大、臟臟的鋸齒狀冰山若隱若現”。這是一種原始記憶，并不確鑿地指向某個固定的主題，卻蘊含了一個人對生命的直覺。而任何一種原始記憶都是值得記錄的，通過它們，我們才能看到生命豐富的底色。

露西的青少年主人公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她們實現社會化的方式是非常規、非主流的，比如通過結交人群中的異類來探索友誼的本質，借助“陷害”的方式揭穿師生間的權力關系，甚至借助“死”來探索“生”，從這個意義上說，露西簡直洞穿了青少年叛逆的本質。我個人非常喜歡的一篇是《追逐》，在這個故事中，主人公探索藝術的方式是墮落。“我”是一個學習藝術的女孩，在倫敦讀藝術學校期間不小心沾染了毒品。于是“我”選擇從學校退學，回到貝爾法斯特的家中暫作調整。在“我”的描述中，濫用藥品是一次非常偶然的行為：“我們之所以要做這件事，只是因為我們年輕，在讀藝術學校，而且時值期末聚會。對我來說，原因也沒有任何不同。我無法解釋原因是什么，或者為什么會這樣，我并沒有什么創傷要消除，也沒有過奇怪或驚人的想法……”“我”的舉動是一種盲從，是融入集體、融入都市文明的投降之舉，幻想吸毒能讓自己更符合關于藝術的刻板印象和陳詞濫調。“在過去的一周里，他們一直在談論柯勒律治，雪萊，還有托馬斯·德·昆西，談論地下絲絨樂隊。”一個懵懂的年輕人接近藝術的方式，是擁抱那些泥沙俱下、帶著巨大破壞力的因素。幸運的是，她逃脫了，不惜讓自己的生命中出現了一段空白。回到家后，她認真觀察并參與到妹妹的藝術項目中，發現了藝術簡單直白、沒有野心、不計得失的一面。只有在非常偶然的情況下，主人公才對妹妹的項目表現出贊賞，大部分時間她只是機械地做著和藝術相關的種種，不時閃回那段痛苦的回憶，前方依然迷霧重重，類似的探索還將繼續，還會重復，甚至會貫穿人的一生。

雖然同為“千禧一代”，但露西的成長環境和我是截然不同的，她故事中的未成年人有更開明的父母、更豐富的物質文化環境，面臨的選擇也更加多元，但關于成長，有一種痛苦是相通的，那就是視角受限的懵懂之苦。人在看到更廣大的世界、練就更成熟的心智之前，不得不承受家庭、學校和同伴帶來的幽閉而矛盾的氛圍，那是一種沒有選擇的痛苦，人只能在一方小小的天地里做一些不得章法的探索。或許是為了回應這種痛苦，露西把《留在這個世界的理由》放在了全書的最后，視角變成了母親，寫了她和生病的新生兒在病房里的消磨，以及人在那種情境下對于生命意義的渴求。到了最后，哪怕全部理由都失效，生命依然有可能因為純粹的祈禱而停留。在這一篇里，那個未來要承受無數育兒之苦的母親對孩子說：無論如何，請留在這個世界。

劉偉，英語文學譯者，譯有詹姆斯·索特《這一切》，杜布拉夫卡·烏格雷西奇《狐貍》，露西·考德威爾《留在這個世界的理由》，雷沙德·卡普希欽斯基《十一個時區之旅》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