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月9日下午，巴西作家朱利安·福克斯和杰弗森·特諾里奧做客北京大學民主樓，與中國讀者和研究者暢聊巴西與文學。本場活動由中國作家協會對外聯絡部、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北京大學巴西文化中心主辦，是“在鏡與燈之間：中巴當代文學對話”系列的第一場活動。活動由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長聘副教授樊星主持。

閱讀是一次次溺于海中

特諾里奧發表演講

杰弗森·特諾里奧的閱讀并非始于書籍，而是源于童年差點在海中溺亡的經歷。當他試圖用一塊泡沫沖浪板開始海上航行時，海浪將這個12歲的天真的孩子打翻在大西洋的肚子里，他深吸最后一口氣后不斷下沉，正當快要被黑暗淹沒時，一位沖浪者將他救了上來。劫后余生的特諾里奧回望大海，對他來說，那里不再僅僅是一個海灘、樂園、游樂場，而是變得更加復雜了。“那天我成為了一名讀者。”特諾里奧說，他獲得了讀者最基本的素養：觀察力。他對習以為常的生活的“閱讀”開始了，就像他一次次溺于海中，觀察到一個更深入、復雜的對象。文學的閱讀亦是如此。

要像溺于海中一樣去閱讀，“全身心地與人物共情，仿佛親身經歷一般。寫作也是一樣，這是一種非常冒險且需要勇氣的行為。寫作就像是溺于你的內心——這不僅指你個人的想法，還包括你對周遭世界的認知”。在特諾里奧看來，文學是與世界的一種聯結。“我的出身、我的苦難、我的傷痛和我悲慘的生活，對文學來說并不重要。因為真正關鍵的不是我經歷了什么，而是我能講述什么——不是關于我自己，而是我的視角如何與現實產生聯結”。

特諾里奧的代表作《表皮之下》的敘事者佩德羅是一名黑人，他的父親本是一名公立學校的教師，但在警方的街頭盤查中被誤殺。悲劇發生后，佩德羅回到父親生前居住的房子，通過整理舊物，重拾父親的回憶。這部小說有許多進入和閱讀的角度，有人從種族角度解讀，有人關注喪親的悲傷，有人關注教育，有人則關注語言本身。作為作者，特諾里奧說，他寫作《表皮之下》的初衷是探討父子關系。敘述者佩德羅的訴求，是應對悲傷，并與已故的父親建立新的關系，重新尋回父親。種族議題貫穿了這些人物的旅途，但他并沒有將他們的存在簡化為這些議題。

“后虛構”時代：觸碰現實的張力

福克斯發表演講

如果說特諾里奧的講述揭示了他的文學觀念在于展現一種與世界聯結的方式，那么福克斯則進一步闡釋了我們可以怎樣展示這樣的聯結。

當下，我們期待一種怎樣的敘事？怎樣的小說？福克斯認為，純粹的虛構已經無法滿足新的社會形態，我們強烈地渴求一種能夠進入現實、觸碰現實的“虛構”。敘事與現實的關系越來越緊密。小說之所以變得“不再像小說”，是因為它融合了其他領域的話語，不再是純粹的虛構或歷史復刻，形成了“后虛構”的形態：虛構正與世界上其他各類話語之間形成深刻聯結，模糊著我們曾經熟知的邊界。

在這樣一種“邊界模糊”的時代里，既然虛構的力量以前所未有的姿態探入現實之中，我們如何在這樣一種邊界模糊中處理真實與倫理的平衡呢？我們有權利袒露什么樣的真實？該如何講述？這是福克斯所關注和面臨的困境。

福克斯的寫作始終帶有強烈的個人色彩，《抵抗》就是這樣一本帶有自傳性質的小說。與小說的開篇“我哥哥是領養的，但我不能也不想說他是領養的”一樣，福克斯的哥哥正是被收養的，這在他的家庭幾乎成了談論的禁忌，然而福克斯卻決定違背這個沉默的約定，重新審視家族的歷史，他的講述使得他與哥哥重新親近彼此，找回了那個過于孤僻、緊閉房門、無法面對自己和家族過往的哥哥。但在打破另一禁忌，講述父母過去的政治經歷時，他得到了父母不安的反饋，他們甚至希望這本書從未存在過。盡管福克斯不同意他們的觀點，但仍將他們的意見寫了進去，他接受某種自我批判，但拒絕自我審查。他認為，在這種情況下，真實與倫理沖突，唯有繼續講述，才是合乎倫理的選擇。

創作的核心就在于細微之處，每個詞句最終都服務于我們的訴求。我們不需要遵循嚴格的道德標準去衡量感官描寫。福克斯認為私人敘事并不存在預先設好的規矩。即便面對敏感和微妙的事情，我們總能找到表達的方式。敘事的技巧就在于對細枝末節的微妙把控。書寫個人經驗時，需要的不是放棄書寫，而是一種謹慎與自我把控。

文學的意義是欺騙現實

兩位作家與現場觀眾交流

在19－20世紀的巴西文學及世界文學中，有很多關于表達方式的語言實驗，比如巴西作家克拉麗絲·李斯佩克朵等人，在現當代文學中通過語言形式的突破，使文學與學術、社會等不同領域產生對話。在福克斯看來，這種文體形式的變遷總是被讀者所忽略，但又極其重要。我們在閱讀小說時，不應僅僅看到當下的文本呈現狀態，更應該回溯其變遷的歷史。小說題材在歷史上經歷過許多動蕩和爭議，這些都在它身上留下了印記或創傷。“后虛構”時代，我們看到的小說語言可能變得更加平實，因為它融合了其他領域的話語，不再是純粹的虛構或歷史復刻，但在以前并非如此。這種題材的不穩定性、交雜性以及敘事的創新，正是當代文學發生動蕩與變革的主要產物。

特諾里奧認為，我們常常忘記了寫作過程中作家所運用的審美技巧，事實上，虛構的實質不僅在于“講了什么故事”，更在于“如何講述”，在敘事中，形式與內容是同樣重要的。無論多么枯燥或多么精彩，所有人類經歷都值得被敘述，每個人都是一部行走的文學作品，但只有投入審美創作的實踐，才能真正凝結成文學。他認為，文學處理現實的關鍵不在于是否利用自己的生活，而在于如何將其轉化為虛構作品。

這使得文學可以展現出一種超越現實的真實，在面對各種語言、觀點、主義所架構和操縱的“現實”時，文學讓我們得以實現一種超越的公正，得以擺脫“語言操縱”，這正是文學存在的意義之一：欺騙現實，說出或還原被遮蔽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