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弗森·特諾里奧，巴西作家、教師、研究者，南大河州天主教大學文學理論博士。2020年憑《表皮之下》獲巴西文學最高獎項雅布提文學獎，長期關注種族歧視與黑人處境，也扎根公立教育現場，將學校、課堂與成長經驗納入公共寫作。

非常高興也非常榮幸能來到中國。感謝北京大學巴西文化研究中心的邀請。

本次演講的題目源自思想家弗朗茨·法農在其著作《黑皮膚，白面具》中提出的一個疑問。第四章中，法農問道：說到底，一個黑人想要什么？

在給出可能的答案之前，我需要先講講自己如何在險些溺水身亡之后，成為一名讀者。

事情是這樣的：那年我12歲，決定翹掉葡萄牙語課去海灘玩。當時我住在里約熱內盧的科帕卡巴納，我的學校就在大西洋大道上，正對著海灘。

我一心想著從海上劃到伊帕內瑪，只用一塊臨時找來的泡沫沖浪板。我把這個想法當作一場挑戰，一次玩笑。顯然，這是個愚蠢至極、注定要出錯的想法。首先，我不會游泳；其次，我也不會沖浪；第三，或許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我不了解大海。

我是說，盡管我在里約熱內盧長大，也經常去海灘，但我從未真正了解過它，只是將其當作玩耍取樂之處。那個由沙灘、鹽粒、海浪、陽光、獅牌馬黛茶、環球小脆圈（注：巴西海灘常見的小零食）構成的空間屬于一個宇宙，它讓我對海岸遠處發生了什么一無所知。

那天，我記得自己頗為敏捷地下了水。海浪雖然有點高，卻沒嚇倒我。年幼和純真給我壯膽。我還未體會過恐懼。我費了點勁前進了一段，已經可以在一個從未見過的視角觀看海灘。然后就簡單了：只要用手臂劃水就好。

在我的左邊，我可以看到整個科帕卡巴納海灘直到萊梅。右邊，我正靠近那分隔兩片海灘的軍事要塞，要塞旁是一堆礁石，海水猛烈地擊在上面。當我以為自己已經沖過碎浪帶時，一個浪頭突然襲來，緊接著又是一個，一個接一個。最后，我被浪頭掀翻，剛浮出水面，又被另一浪擊中。

我的手臂又麻又累，海浪的運動戰勝了我。我清楚地記得自己放棄的那一刻。臨死前，我唯一的動作就是吸飽了氣、等待。我讓身體保持靜止，準備最后一次下沉。我體會到了在海里溺水而亡者的孤獨。我教自己的感官死亡。然后我想，死亡其實很簡單。

溺水而亡的人會失去語言能力，陷入極度的痛苦。我想我當時已經準備好面對徹底的黑暗。絕望中，我想活下去，盡可能憋著氣。與此同時，我看到水面的光亮離我越來越遠。然而，就在我快要喘不過氣的時候，我感覺到有手臂和手掌靠近我的臉。一位恰巧經過、發現我溺水的沖浪者迅速而用力地抓住我的手臂，把我拉了起來。

把我放到他的沖浪板上，把我帶到岸邊。問過我是否還好，得到肯定的答復后，這位沖浪者開始不停地咒罵我，說我是個白癡小屁孩，沒人有義務照顧一個愚蠢的小子。周圍有幾個人問我父母在哪里，我始終一言不發。后來，當大家確認我真的沒事后，便失去了興趣，不再理會我。

我繼續坐在沙灘上，還在平復驚嚇。但當我抬起眼眸，我看大海的方式不一樣了。我憤怒又厭惡地看著它，仿佛它是故意要置我于死地。我第一次凝視著它的遼闊，想象著它的深邃。那時我震驚地意識到，大海就是一個裝滿水的巨大窟窿。從那以后，在它面前的我也不一樣了。那天，大海不再是某個玩具，而成了我心底的一個秘密。我想，那天我成為了一名讀者。

倒不是說我那時學會了喜歡讀書，畢竟我的童年里沒有書籍，但我離開海灘回家時，已經具備了讀者最基本的素質：觀察力。從那天起，我開始留意那些從前習以為常的事物。那件事徹底改變了我的生命。閱讀比書籍更早來到我的生命中，我的一部分純真消亡在了科帕卡巴納的海里。

多年后，當我已是作家，曾用那次險些溺水的經歷建構了一個隱喻：閱讀就是溺于海中。讀者是幸存者，溺入水中但不會死。他們體驗深淵，卻能安然無恙。之所以不會死，是因為他們把大海埋藏心底。我明白，在我離書籍尚遠之時，所有發生在我身上的事，所有傷害我，或讓我愉悅、悲傷、快樂的經歷，都在為我的身體做好成為一名讀者的準備。閱讀迫使我重新審視生活。書籍就像大海一樣，教育了我的雙眼。

當書籍真正走進我的生活時，我跟文字的接觸還很少。我的閱讀就像那塊臨時找來的泡沫沖浪板。

最近我看了一部名為《深海幽魂》的紀錄片，講的是馬提尼克島。影片聚焦于當地居民與島嶼的關系，以及殖民留下的痕跡和影響。片中，一位經驗豐富的漁民談到了該地區發生過的許多海難，他已經失去了不少親友。即使如此也必須原諒大海，他平靜地說。“大海就是大海，它沒有任何過錯。”我深有同感。因為我也必須原諒大海，才能再次走進它。在我險些溺水的那天，我還不知道自己有著黑色的軀體。我不知道，幾個世紀前，在同一片大西洋上，無數黑人在悲慘的跨洋航行中喪生。

如今我想，黑人離散群體必須原諒大西洋，原諒它的海水里發生過的所有暴行，原諒它擄掠人口，原諒它使那些在販奴船惡臭又不衛生的船艙里沒能活下來的黑人被拋入大海。必須原諒在那片海域上數個世紀的死亡轉運，才能讓一個12歲的黑人男孩，能夠走進科帕卡巴納的大海，把它當作一個玩具。因此，我認為現在是時候進行另一場旅行了：一場橫跨大西洋的智識之旅，如保羅·吉爾羅伊所說。

除了海洋的隱喻，這也意味著沉浸在書籍之中讓我付出了沉重的代價。文學帶來的清醒，使我們處于永遠警覺，對現實祛魅的狀態。因為認知世界會令我們悲傷。我感到悲傷，因為現在我知曉了。這就是讀者的宿命：變得悲傷。

然而，讀者是那些經歷悲傷卻從不習慣悲傷的人。

對于黑人來說，悲傷可能成疾，但當發現生活本就不公時，也沒有其他方式可以承受。當我們逐漸認清這一點后，面臨的挑戰便是：要拼盡全力深吸氣，之后下潛得越深越好，但永遠不要忘記浮出水面呼吸。因為黑人文學要繼續存在，我們就必須活下去。因此，比潛水更重要的，是懂得浮出水面，稍作歇息。休息，與其說是一種美德，不如說是一種勝利。

很快，文學就成了我的天堂，也成了我的地獄。因為它要求我付出最好的自己，也暴露我最壞的一面。我知道，接觸文學創作對我來說并非易事。如果說一次險些溺水的經歷讓我成為了讀者，那么我想，當我出入翁班達教和坎東布雷教的場地時，我才作為作家去接觸文學。年輕時我就發現，那個滿是圣像、奧里莎（注：天神）、念珠、蠟燭和手鼓的空間，是現實與超自然交織的地方，魔法無處不在。后來，當我再次回到那個場地，看到無數宗教元素時，我覺得那簡直就像一個大型藝術裝置，完全可以出現在某個藝術雙年展上。那時我還不知道，我其實已經在創作文學了。

就這樣，在我毫無察覺的情況下，寫作的欲望與生活的意志交織在一起。不久，我開始僅由虛構來賦予自己人生旅程意義。我甚至認為書籍比人更重要。文學成了我的疾病、我的宿命、我的傷痕，也是我的執念。文學用文字將我蠱惑，我再也無法回頭。

有時我會驚訝于自己能從所有的閱讀中幸存下來。驚訝于自己如何承受住知曉痛苦根源的清醒。我的社會階層。我的膚色。驚訝于在得知自己的身體一直是攻擊的目標、被警察和國家所迫害后，我依然選擇活下去。我面臨的問題是：在知曉了我所知道的這些世界上的暴力運作機制之后，該如何繼續前行？但盡管如此，我對生活并無太多怨言。我選擇不成為一個心懷怨恨的人，盡管怨恨在創作時也有其用處。

必須說明的是，貧窮和黑人身份并不會讓任何人自動成為優秀的作家。這或許是文學教會我的第一課——如果文學真的有什么可以教給我們的話。文學不會給予任何教誨，但它能讓我們變得更叛逆、更桀驁不馴。即便如此，我也明白，身為少數群體的一員并非創作優秀虛構作品的前提。我的出身、我的苦難、我的傷痛和我悲慘的生活，對文學來說并不重要。因為真正關鍵的不是我經歷了什么，而是我能講述什么——不是關于我自己，而是我的視角如何與現實產生聯結。這意味著，一個人可能擁有非同凡響的人生，充滿波折與蛻變，也可能過著悲慘凄涼的生活，但這些都不足以構成文學。基于自身的寫作與《圣經》一樣古老。

此外，“你的書中有多少是你的親身經歷？”這個問題變得越來越常見。似乎一部作品如果基于“真實事件”，就會更具吸引力。加之在社交媒體時代，作家與讀者之間的距離拉近，也導致人們將作家的生活與其文學創作混為一談。有些人讀某本書，就是為了尋找作者的自傳元素——一部分人是為了滿足與作家更親近的愿望和幻想，另一部分人則是為了貶低作品的美學價值。

因此，問題的關鍵不在于是否利用自己的生活，而在于如何將其轉化為虛構作品。無論多么枯燥或多么精彩，所有人類經歷都值得被敘述。我們都知道生命是珍貴的，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說，每個人都是一部行走的文學作品，但只有投入審美創作的實踐，才能真正凝結成文學。

文學不是補償某人凄慘生活經歷的場地，也不是一個讓傷痛得以申辯、一切變得有意義的救贖之地。文學并不追求公平，但盡管如此，當我寫作時，我希望能帶來公正——或許是某種社會正義。阿根廷作家里卡多·皮格利亞在《埃米利奧·倫西日記》中寫道：

“的確可以設想，我們協助糾正社會的不公，而不危及我們的文學庸俗主義。但恰恰相反，文學應該能夠批判語言的主流用法，如此一來，文學就能成為一種對抗語言操縱和官方虛構話語的替代力量。”

這個觀點與羅蘭·巴特的看法不謀而合。他在法蘭西學院就職演講中說道：“語言本身就是法西斯主義的”，正是因為它強加了言說和表達的方式。該機制本身就建立了一種壓迫關系，而要擺脫這種壓迫，我們就必須“欺騙語言”。這正是文學存在的意義：欺騙現實，說出必須被說出的話。

然而，首要的是，寫作的人都想實現一種獨特的公正，一種與自己的過去達成和解的內在公正。文學之所以能帶來公正，是因為它呼喚矛盾。它迫使我們從其他角度看待生活。而這正是虛構的核心：視角的復雜性、生活方式的多樣性。如果沒有文學，這些都無法實現。我們創作文學，不是為了被他人接納，而是為了接納生活的本真，同時又對它提出質疑。

審視自我，是那些想用一生去創作的人要走的第一步。但這只是第一步，因為只審視自我是不夠的。精神分析診療中可以進行這種內省，哲學課堂上也可以，但這些都還不是文學。只有當這種對自我的真誠審視通過語言和想象力得以轉化時，文學才真正誕生。換句話說：我們必須將經歷轉化為藝術場景，用富有想象力和復雜的語言取代慣常的、實用主義的語言，來愚弄壓迫性的現實。此外，我們必須意識到，面對真實的生活經歷，寫作永遠會失敗。生活遠比文學更有趣。因此，寫作在作家面前注定失敗。而作家只有反過來被自己的寫作擊敗，才算真正勝利。

也正因如此，將少數群體創作的文學歸類為“身份認同文學”是毫無意義的。最近有人指責黑人作家的文學作品缺乏想象力，稱它們落入講述個人經歷的俗套，只關注內容，而不注重審美和形式。這種指責源于近來某些文學批評的質疑，某種程度上也是正當的。這些文學批評受到巴西社會變革風向影響，也對這些運動感到擔憂，例如實施大學配額制度、種族與性別議題爭論、黑人女性主義、人類世相關的討論等。這些變革創造了一種氛圍，同時也催生了一種錯覺：文學也必須首先服務于這些訴求。

隨著少數群體的崛起以及巴西文學界對他們的認可，像伊塔馬爾·維埃拉·茹尼爾的《歪犁》、貢塞桑·埃瓦里斯托的《蓬西亞·維森西奧》等作品將一些初看新穎但并不新鮮的議題帶入了公眾視野。承認那些不久前還不在經典文學范圍內的敘事的審美價值，讓一個長期以來具有排他性的領域受到了質疑。

一方面，作為一個黑人，出身社會邊緣并不是我寫出好文學的前提，但另一方面，這讓我能夠透過另一面棱鏡望見生活，提供了另一角度的敘事，讓我能夠提出一種與傳統經典所定義的優秀作品不同的審美創作。

我認為，從事文學創作的人可以大膽定義什么是文學、什么不是文學。盡管任何定義都可能不夠充分、無法涵蓋全部，但或許值得一試。我們之所以需要這樣的定義，是因為隨著各種敘事聲音的涌現，人們擔憂文學會變得低俗，試圖對其進行規范，或許也是為了保護它不被濫用，仿佛文學本身沒有辦法抵御自身的貧瘠化。

《表皮之下》

[巴西]杰弗森·特諾里奧

譯者: 王韻涵

出版社：漓江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4.3

我寫《表皮之下》，不是為了談論種族主義，而是為了講述人物之間的關系。文學是與世界的一種聯結。敘述者佩德羅的訴求，是應對哀痛，并與已故的父親建立新的關系。種族問題貫穿了這些人物的旅途，但并沒有將他們的存在簡化為膚色。其中存在警察暴力、結構性種族主義和教育資源的匱乏，但歸根結底，《表皮之下》是一封寫給書籍的情書，一場對知識在智識與情感上的追求。

只要有生命，并意識到死亡存在，就永遠會有好的文學，它會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誕生。事實上，文學的存在并不依賴于評論家或研究者，文學需要的是讀者、優秀的讀者。閱讀比寫作更重要。

在他人生的某個時刻，弗朗茨·卡夫卡曾說過，他并不“熱衷于純文學”，認為此說法是一種冒犯，而他自己是“由文學構成的”。弗吉尼亞·伍爾夫寫道：“我的職業是文學。”我也曾在我的第二本書《沒有上帝的星星》中寫：“我們是上帝寫砸了的詩。”當我投身創作時，我就是這種感覺。

最后我必須說，有些日子，寫作會讓我感到極度沮喪，但也有些日子，我一醒來就會有一種愚蠢的沖動，想要立刻開始寫一部長篇小說——毫無準備，僅憑一時興起，就像想臨時找塊泡沫板橫渡科帕卡巴納海一樣。

我知道，我還沒有回答演講題目提出的問題，但現在暫且可以說：黑人作家想要的，是有權在文學的海洋中“溺水”，并能安然無恙地浮出水面。

謝謝大家。

（該文為作者在“在鏡與燈之間：中巴當代文學對話”系列活動第一場的演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