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利安·福克斯，巴西當代重要作家，圣保羅大學文學理論與比較文學博士。1981年生于圣保羅，父母為阿根廷移民——“遷徙”“歸屬”“記憶”因此成為他寫作中反復回響的母題。代表作《抗拒》自2015年出版以來獲雅布提文學獎、海洋文學獎與薩拉馬戈文學獎等多項重要獎項。

自身歷史的講述權與敘事倫理

朱利安·福克斯

周焱靈 譯

探討源自遙遠他鄉的文學，隔著這么遠的距離，本身便極具挑戰性。在其他語境中顯而易見的元素、廣為流傳的理念、普遍的集體討論，在地球另一端可能顯得陌生、荒謬甚至唐突。今天，我愿冒此風險與各位交流，力求以最真誠的態度，分享我們在別處經歷的一些文學爭議，也想聽聽此處是否同樣存在這些爭議，看看我們的文學世界之間，除了距離與差異，是否還有某些共通之處。

在當代文學辯論中，至少在我所熟悉的領域里，潛藏著一個議題。這個議題引起了諸多分歧與熱議，觸發了文化領域最激烈的交鋒。如同一切重要議題，它沒有唯一的答案，反而引申出無數可成立的論點，時而相互對立，時而內在沖突。因此，我無法也不愿給出封閉而絕對的結論。

本次交流的標題，我認為能傳達這個議題的核心與其多元性：自身歷史的講述權與敘事倫理。我不知道在座各位看到這些文字會想到什么，它們又是否易于理解。或許換個標點，用問句能讓意思更清晰：我們是否擁有講述自身歷史的權利？對作家而言，敘事行為是否應遵循某種倫理準則？

在文學領域，幾乎所有討論的出發點都隱含著一個近乎教條的前提：自由永遠是第一位的。一切皆可敘述，一切皆可為文學，一切皆可轉化為虛構，一切都值得用文字表達，而這一大膽行為帶來的后果由每個人自負。這便是藝術的原則，我們愿其無可辯駁：無法預先為藝術設定路徑，因為我們真正關注的是那些未知之物、無名之境，是我們未曾意識到自己渴望，卻會在它突然出現在眼前時熱切接受的存在。

我所談及的議題有其特定的時代背景。我指的是一個文學發生巨大變革的時代：有關“我”的虛構興起并占據一席之地，成了所謂“自我虛構”（既新穎又古老）。它已成為我們這個時代的一股主流文學力量，卻也因過分的“在場”引發不適，被指責為令人厭倦、走向枯竭、缺乏分寸。難以界定我們究竟處于這個過程的哪個階段，目前每種觀點似乎都能自圓其說：或許自我虛構的一切早已被窮盡，或許在新近的潮流中才成型，也可能仍有未竟之事，尚有些個人故事不小心被遺漏，又或許，我們正處于某個更宏大趨勢的開端，它才剛剛嶄露頭角。自我虛構的時代已然過去？還是正逢其時？抑或仍有廣闊未來？

我傾向將自我虛構放在眾多當代文學現象之中看待，它或許最為轟動，卻只是更廣大圖景中的一小部分。我提議用另一個概念替代“自我虛構”：后虛構。在這個時代，我們創作虛構作品，卻深知虛構機制已經破裂；對許多作家而言，憑空杜撰已顯得陳舊過時。事實上，敘事的條件所經歷的深刻動蕩留下了烙印。小說這一文體接連遭遇的危機，對其造成了嚴重的創傷，使之在諸多方面變形且更改。對傳統小說（倘若它在某處真正存在過）的懷疑生根發芽，為了應對懷疑，小說緊緊依附于對現實的強烈信念。

為了避免陷于無關緊要與虛無縹緲之中，小說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努力地觸碰現實的血肉。當代小說在一系列的現代性雜糅中產生，它與那些始終與其有所重合，卻從未如此極度交融的其他語言形式不斷靠近：不僅有自傳，還有史學、隨筆、社會學、哲學、政治話語等等，不勝枚舉。這正是我所說的“后虛構”：虛構與世界上其他各類話語之間形成深刻聯結，模糊了我們曾經熟知的邊界。

自身歷史的講述權與敘事倫理——正是在這一系列重大變革的背景下，這一議題應運而生。如今，一種強烈的欲望廣為蔓延，人們渴望講述自己的故事，講述親自經歷、親眼目睹、親耳所聞、親身感受的一切；不再一心渴望構建一個獨立的虛構世界，塑造幾個想象中的人物。如今的訴求是觸碰現實的張力，抓住這些張力并納入書中。因此，這些作品往往緊張刺激，甚至在倫理上有爭議。自身歷史的講述權與敘事倫理有時相互沖突，處于極其微妙的平衡之中。

幾個具體案例

在談及我自身的寫作面臨的挑戰與困境之前，我想先分享幾位其他作家的典型案例。首先是挪威作家卡爾·奧韋·克瑙斯高（Karl Ove Knausgaard）。在他的書中，我們看到他對生活如此執著，卻又如此超脫，以至于在寫作過程中，生活本身分崩離析。他與家人的關系緊繃，與故鄉小城的聯結也瀕臨破裂。他成了家鄉最知名的人物，卻再也無法踏上那片土地而不引人怒目而視。后來，他寫下自己的婚姻，最終導致婚姻走向毀滅。他想用文學觸碰生活，可他的文學所觸碰的一切，都隨之瓦解。無可否認，克瑙斯高極其激進地行使了自身歷史的講述權，但這便引出了另一個問題：他的行使方式是否合乎倫理？

接下來是法國作家埃馬紐埃爾·卡雷爾（Emmanuel Carrère）。在創作了純粹的虛構作品和純粹非虛構作品之后，一次轉向使他進入了一個更為獨特的創作階段。2007年，卡雷爾出版了《俄羅斯小說》（Un roman russe），這部作品在一定程度上仍屬于報告文學，但包含了對自我的探索。書中不僅講述了一段家族往事——他的外祖父在二戰期間曾是納粹的合作者，還記錄了他近期的一段戀情，以及嫉妒如何在我們讀到的字里行間侵蝕、摧毀他。他寫這本書讓他的母親深感不安，也令他的前女友陷入了尷尬的曝光境地。后來，他表達了悔意，承認自己違背了一條原則：“我認為應當存在這樣一條準則——不寫會傷害他人的內容。但在這本書里，我寫了。”

多年后，他創作了《瑜伽》（Yoga），在書的開篇便宣稱文學是“不可撒謊之地”。隨后，他敘述了自己人生中一些可怕的經歷，直至遇到一個禁止敘述的事件：根據離婚時達成的協議，法國法院禁止他書寫關于前妻的任何內容。他直面這一問題：“在我看來，這意味著書中存在一個漏洞、一種怪異的效果、一處缺陷。”但有趣的是，書中的這個漏洞反而引發了讀者的好奇，顯得刺激又新奇。或許正因如此，正因無法講述真相，所以他編造，接連違背了自己的原則。他轉向了虛構，卻在其中找到了樂趣。

在談及一個我認為更有趣的案例之前，我想先介紹一種相反的立場——美國作家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的嚴厲聲明。顯然，莫里森并非自我虛構作家，我們或許不必認同她的觀點，但至少應當允許她的話語引發我們片刻的思考。莫里森表示，以真實人物為原型塑造角色，是對著作權的侵犯。“每個人都是自己生命的主人，生命不應被他人用于虛構作品。”這樣的原則性聲明絕非平庸之論，它來自一位重要的作者、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若要遵循這一原則，我們必須建立一套全新的敘事體系——一套不得不完全依賴想象力的體系，一種比人類任何夢想都更具創造性的文學。但我敢說，這樣的文學是不可能存在的。

而另一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安妮·埃爾諾（Annie Ernaux），則為我們化解了這一困惑。在《事件》（L’événement）中，埃爾諾記錄了她年輕時一次幾乎致死的墮胎，并明確闡述了一條對她和我們都至關重要的準則：“親身經歷過某件事，無論是什么事，都賦予了人不可剝奪的書寫權利。”她主要談論的是一種我們時常遭遇的沉默，尤其是女性在一個傾向于壓制其逾矩想法的社會中所面臨的沉默。但這句話也為文學“完全自由”的預設增添了一層有趣的微妙：當我們親身經歷某件事，當這件事成為我們自身經驗的一部分時，我們確實擁有這種不受限制的自由。這幾乎成為一種所有權，即便它缺乏官方文件的證明。

并且，埃爾諾運十分巧妙地運用了自己主張的權利。她并未毫無顧忌地書寫自己經歷的一切，也沒有用尖銳的文字攻擊生命中遇到的每一個人。在她的作品中，存在著一種審慎的判斷，或許這正是自我書寫的倫理所在。當她要描述為她以及那個時代成千上萬法國女性實施墮胎手術的那個女人時，敘述者斟酌道：“我沒有權利，單方面行使威權，在一本書的公共空間中曝光一個真實的、活著的女人。”后來，當她談及那位她生命垂危時在醫院接診她的年輕醫生——那位對她施加了產科暴力與心理暴力的醫生時，她表示：“如果我查到了1964年1月20日至21日夜間那位值班住院醫師的名字，并且還記得他，我會毫不猶豫地把它寫在這里。但這將是一種無用且不公的報復，因為他的行為只是當時普遍醫療實踐的一個縮影。”這些選擇充滿了復雜與敏感，其影響永遠無法完全預知。

個人創作主張

我曾多次面臨上述的困境，因為我的寫作始終帶有強烈的個人色彩。起初，我決定寫哥哥被收養的事，這在我們家幾乎成為了某種禁忌。數十年來，哥哥一直不愿我們談及此事，我們尊重他，既是善意，也是怯懦。那份沉默從未給我們帶來任何益處，而正是為了打破這份沉默，我決定寫一本叫《抗拒》的書。我違背了那份沉默的約定，重新審視了我們的家族歷史，也因此更加親近彼此，找回了那個過于孤僻、緊閉房門、無法面對自己的過去和我們的過去的他。

作者: [巴西] 朱利安·福克斯

譯者: 盧正琦

出版社: 漓江出版社

出版年: 2024.3

但要書寫1976年12月發生在阿根廷的這次收養——那個軍事政權綁架嬰兒的時代背景，就不得不寫政治。這又打破了另一個家庭禁忌：談論父母的政治活動，他們積極反抗獨裁政權的斗爭，他們遭遇的困境，朋友的失蹤，同事遭受的酷刑，以及逃離祖國、流亡巴西的經歷。書寫這一切，也違背了我父母的沉默——作為精神分析師，他們擔心患者會因此對他們產生異樣看法。在我寫作的過程中，我父母不安地讀著書稿，感到不適，不全部承認，有時甚至希望這本書從未存在過。我不同意他們的判斷：我直接寫入了他們的意見，為我的書增添了一層自我批評的維度，但我無法接受自我審查。在這種情況下，唯有繼續講述，才是合乎倫理的選擇。

如今，我正在創作另一種頗具難度的小說——一部關于婚姻的自我虛構作品，敘述一段愛情關系持續二十年的曲折與沖突。有時，這些沖突會重現，演變成我與伴侶之間的爭論：我究竟能否講述那個過往的插曲？我是否可以這樣操控我們共同歷史的意義，賦予它文學性的結局？至少目前為止，我已經有了一些猶豫而迂回的答案，接下來我想談談這些答案。

化繁為簡，我想捍衛的是：寫作行為以及我們審視文學的目光，都需要謹慎細膩。這是我在以往的小說中盡力嘗試的，也是我在當下創作中仍在追求的。不讓文學凌駕于生活之上，敏感地寫作，關注文字對他人的生活、對所有人乃至我自身生活的影響。與此同時，核心在于不屈從于沉默，不刻意塑造一個權威版本的世界——那個既貧乏又虛偽的版本。如今我已明白，我能為這個復雜的時代所做的貢獻系于文字，而唯有坦誠書寫，才能促成一切轉變，才能重新找回文學對我而言失落的意義。

（該文為作者在“在鏡與燈之間：中巴當代文學對話”系列活動第一場的演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