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文化年（2024-2025）以“中俄文學周”的一系列活動盛大落幕，讓我想起一個非常恰當的俄語詞——апофеоз，這個詞來自古希臘語，原意是宗教封圣儀式，后引申為對某一事件的謳歌和頌揚、某一事件的終極表現、某一群體性場面（如戲劇演出）的壯麗尾聲。中國外國文學學會俄羅斯文學研究分會有幸成為這一文學活動的參與者、組織者和助力者，我作為會長，與有榮焉。從2025年9月份開始，我們與中國作家協會外聯部聯合啟動了以推廣和普及俄羅斯文學為宗旨的“俄蘇文學書友會”項目，展開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活動，其中包括遴選并發布100部“俄蘇文學推薦書目”，遴選最值得翻譯的30部當代俄羅斯文學作品，閱讀當代俄羅斯文學征文大賽，俄蘇文學青年學者研修班，俄蘇文學青年讀書會，“俄羅斯文學漫談”公開課，中俄文學周、中俄作家論壇等。這些活動為俄羅斯文學在中國的新一輪熱潮奏響了序曲。

2025年11月28日，我應中國作協外聯部的邀請，主持了在“中俄文學周”期間中俄作家對話會中的一場。我這場的題目是“文學經典對當代讀者的影響力”，參與對話的中方作家是北京師范大學的兩位教授——詩人西川和文評家兼作家張檸。來自俄方的兩位嘉賓則是俄羅斯作協理事會理事弗拉基斯拉夫·阿爾焦莫夫和國立俄羅斯文學史博物館館長德米特里·巴克。四位嘉賓從文學經典對各自成長和創作的影響談起，較為深入地探討了在當今短視頻和碎片化閱讀風行的時代，文學經典的意義和價值，為青年讀者提供了重新閱讀和理解文學經典的方法，也表達了對文學創作和閱讀面臨人工智能沖擊的擔憂。面對經典的當代意義，俄羅斯作家更多從民族歷史與精神傳統的連續性出發，強調文學對歷史經驗、社會責任和道德判斷的承擔；中國作家則更敏銳地意識到當代社會結構的快速變化，關注文學如何在新的現實條件下與讀者重新建立聯系。這場對話盡管沒有預設統一的結論，但在大家的討論中卻逐漸顯現出一個共識：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俄羅斯，文學經典都不只是躺在文學史中的既定結論，而是一種仍在持續發生作用的精神經驗。經典的意義，不在于它們曾經給出過多少答案，而在于它們能夠不斷向新的讀者提出問題，并在與時代的對話中產生新的意義。任何一部經典都是開放的、未完成的，它需要在時間的長河中不斷展開自己，所以與時代和讀者的對話至關重要。這引發了我對俄羅斯文學在當今中國的意義和價值的思考：今天的我們為什么還要閱讀俄羅斯文學？今天的俄羅斯文學研究者和讀者應當如何更深入、更開放、更多元地理解這一文學傳統？今天的中國文學如何與俄羅斯文學展開深入的交流與對話？

俄羅斯文學在當代中國：

一種持續生長的精神資源

俄羅斯文學自19世紀末進入中國以來，不僅深刻地影響了中國社會的歷史進程，而且成為整個民族精神資源的重要組成部分。從清末民初、五四時期延續至今，時間跨越百年，影響可謂無處不在，很多問題已經超越了文學的話題。比如五四時期魯迅所說的俄蘇文學是“給起義了的奴隸偷運的軍火”，左翼文學也是蘇聯文學直接影響下的產物。一段時期內，中國人的精神生活基本是靠俄蘇文學滋養的，尤其是我們的現當代文學，處處看得見俄蘇文學的烙印。王蒙在《蘇聯文學的光明夢》中寫道：“我們這一代中國作家中的許多人，特別是我自己，從不諱言蘇聯文學的影響。是《談談作家的工作》在五十年代初期誘引我走上寫作之途，是安東諾夫的《第一個職務》與納吉賓的《冬天的橡樹》照耀著我的短篇小說創作，是法捷耶夫的《青年近衛軍》幫助我去挖掘新生活帶來的新的精神世界之美……與其說是作者一定收到了某部作品的直接啟發，不如說是整個蘇聯文學的思路與情調、氛圍的強大影響力在我們身上屢屢開花結果。”

俄蘇文學的這種強大的影響力，首先離不開“文化的驛馬”（普希金語，意指翻譯）之功勞。自20世紀初，俄蘇文學大量進入中國，普希金、果戈理、屠格涅夫、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高爾基、肖洛霍夫等作家的作品，被持續翻譯、出版和閱讀。尤其是80年代以后的四十年，對俄蘇文學的翻譯和研究出現井噴式增長。其次，俄蘇文學之所以對中國讀者有如此強大的影響力，在很大程度上緣于在文化、社會生活、倫理道德等方面有許多的相似之處。當然，俄蘇文學最打動我們的，是它鮮明的理想主義立場，深切的社會政治觀照，強烈的人道主義精神，尖銳的社會批判立場，以及對公平、正義與人的尊嚴的不懈追問。

今天的中國，在經歷40余年改革開放的高速發展之后，已與往昔不可同日而語。但當下時代又出現了新的問題，盡管物質生活富足了，但精神生活有待豐盛；雖然國家強盛了，但國際形勢更加復雜多變；雖然科技在不斷進步，但是人們卻感覺生活得更加焦慮，更加身不由己，面對充滿挑戰的不確定的未來，人們比任何時候都需要理想、意義、信心以及穩定的心態。在這樣的背景下，俄羅斯文學的理想主義、人道主義、現實關懷以及對存在永恒意義的追尋，毫無疑問，仍然能夠為當代中國讀者提供重要的精神參照。

如何理解俄羅斯文學：

超越單一視角的必要性

在肯定俄羅斯文學現實意義的同時，也有必要反思我們長期以來理解它的方式。縱觀中國對俄羅斯文學的接受歷程，可以發現，我們對其思想性與社會意義接受得多，而對其審美價值和藝術魅力關注得少；我們對俄蘇學者的理論接受得多，而對世界斯拉夫學者的研究關注得少；我們模仿借鑒得多，而批判性研究得少。這種理解方式并非錯誤，但顯然并不完整。

事實上，俄羅斯文學同樣是一種高度成熟的審美系統。托爾斯泰在敘事結構與人物塑造上的革新，使長篇小說成為理解社會整體的重要形式；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復調小說中對心理深度和道德沖突的探索，開拓了現代文學對“人”的理解邊界；契訶夫對日常生活中微妙情感與精神狀態的捕捉，則展示了克制而深刻的藝術力量。這些成就，使俄羅斯文學在世界文學史中占據不可替代的位置。俄羅斯文學的審美教育功能，在逆全球化潮流涌動、世界充滿紛爭與誤解的今天，尤其值得濃墨重彩強調。它通過復雜的人物關系、道德困境和精神沖突，培養讀者理解矛盾、容納差異、體察他人的能力。這種能力，在一個價值多元、意見分化的社會中，顯得尤為重要。

傳統上我們對俄羅斯文學的理解，是以學生仰視的心態進行的。魯迅在《祝中俄文字之交》中說，俄國文學是我們的導師和朋友。這句話奠定了中國學人理解俄國文學的基礎。很長一段時間以來，我們對俄國文學的研究和解讀都將俄蘇學者的觀點視作最佳標準，在中國研究者之間就某個觀點產生爭執時，往往一句“蘇聯專家都是這么說的”就可以平息爭論。如今隨著整體研究水平的提高和研究者視野以及心態的變化，我們更多地應該以平等客觀的心態、以多樣多元的視角來觀照俄蘇文學。這首先需要把俄蘇文學放進世界文學的發展中對其進行觀照，并在此基礎上以中國的視角去審視俄蘇文學。這最后一點特別重要，因為我們目前的研究，要么用俄羅斯學者的理論和觀點去解讀，要么用歐美學者的理論和觀點去闡釋，唯獨缺少中國文學批評的理論和視角。要知道，如果我們想在世界俄蘇文學研究的舞臺上說出自己的話，我們必須有自己的立場和視角，那就是中國人自己的文藝理論和文藝思想。事實上，中國古典文藝理論有著非常獨特的世界觀照和藝術觀照，它與西方建立在邏輯與分析基礎上的體系性文藝理論不同，更多地訴諸于靈感、體悟、直覺，而非分析。這樣一種詩性思維更適合對文學作品（往往是訴諸情感的）的解讀。所以今天我們閱讀和理解俄蘇文學，應該有更廣闊的視野，更多元的視角。

從學習到對話：

中俄文學關系的新階段

回顧中俄文學交流的歷史，可以清晰看到其結構性的變化。2006年是中國的“俄羅斯年”，我曾作為隨團翻譯，陪同俄羅斯作家代表團訪問中國五個城市——北京、上海、哈爾濱、杭州、南京。在每個城市與當地作協的座談中，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幾乎每個中國作家在面對俄羅斯作家的時候，都能如數家珍地談起俄蘇文學對自身創作的深刻影響，而俄羅斯作家每每遇到這種情況，都會略帶尷尬地表示，他們對中國當代文學知之甚少。這種不對稱，反映了當時中俄文學交流的現實結構：俄蘇文學是重要參照，而中國文學尚未充分進入俄羅斯讀者的視野。

近二十年來，這一狀況正在發生變化。隨著中國文學整體國際影響力的提升，越來越多中國當代作家的作品被翻譯成俄文，并在俄羅斯出版和閱讀。莫言、余華、蘇童、王安憶、馮驥才、劉震云、劉慈欣等數十位當代作家的作品，逐漸獲得俄羅斯讀者的關注，并開始參與到俄羅斯文學界的討論之中。這一變化，意味著中俄文學關系正在從單向學習走向更為深入的對話。

我們也欣喜地看到，最近二三十年，中國作家和俄羅斯作家在頻繁地互訪，兩國文學界的聯系不斷深入。據俄羅斯作協前外聯部主任奧列格·巴維金的統計，從2006年到2012年間，他接待的中國作家代表團有三十多個，總計150余人。而到訪中國的俄羅斯作家數量也在與年俱增，尤其每年的北京國際圖書展，俄羅斯都會派強大的作家代表團來參加。我們首都師范大學每年都會接待來參加書展的俄羅斯作家和詩人，并因此創辦了北京普希金節。其他高校像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外國語大學、上海外國語大學等都與俄羅斯作家保持著密切的交流，其中上海外國語大學連續舉辦了五屆中俄青年作家論壇。我想，這樣的深度交流和對話，對促進雙方文學發展，推動兩國的人文交流合作，都大有裨益。通過改革開放四十多年的發展，中國文學積極地吸收來自世界各國文學的經驗，與世界文學形成了一種平等對話的積極態勢，在面對俄羅斯文學傳統的時候，中國的作家們一方面繼續深入學習和借鑒，另一方面也擺脫了之前的學徒心態，能夠在世界文學的觀照下重新審視俄羅斯文學的意義和價值，能夠站在中國文學傳統的立場上與俄羅斯文學進行對話，從而奠定了新時期中俄文學交流的基礎。

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繼續對話

當我回望中俄文學周及其相關活動時，更愿意把它理解為一種象征。在中俄文化交流年的背景下，中俄作家與學者站在同一舞臺上，不再只是彼此致意，而是開始圍繞文學、歷史與現實展開更為深入的交流。在一個快速變化的世界中，文學依然為我們提供了一種緩慢而深刻的理解方式。俄羅斯文學曾深刻影響中國，而在今天，它仍然值得被認真閱讀、深入研究，并展開更深入的對話。

因此，當我們今天再次追問“我們為何還要閱讀俄羅斯文學”時，答案并不在于重復過去的崇敬，而在于能否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與這一文學傳統展開持續、深入而理性的對話。

（作者系首都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院長、翻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