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后現代主義作家居伊·達文波特（Guy Davenport，1927-2005）

一九零一年的倫敦雨夜，哈佛大學的桑塔亞那教授來到英格蘭銀行，與銀行護衛隊的斯圖爾特上尉共進晚餐，并聊了些讓人半懂不懂的哲學話題——這就是居伊·達文波特短篇小說《英格蘭銀行里的晚餐》的情節梗概。閱讀多遍之后我才明白，真正的問題不是“聽不聽得懂”，而在于“還有誰愿意聽”。

美國作家諾曼·拉什評論說：“閱讀達文波特的作品就是個不斷思考、不斷解謎的過程，我想這一點怎么強調都不為過。”我試著解開《英格蘭銀行里的晚餐》這個謎題。

問題最可感的地方在于，教授沒有在談話中照顧上尉的智識水平。上尉盡力跟上這位自稱哲學家的教授的思路，但教授總是語出驚人，沒有一次回答是落在上尉理解的舒適區內，使得上尉略顯狼狽。教授自稱“信仰天主教的無神論者”，下一句又說自己是“唯一活著的唯物論者”，稱贊了“酒很香”后，他又顛倒蘇格拉底的名言，以“未經審視的生活最值得一過”為開頭來了一段長篇大論……為了保持這次紳士會談的體面，上尉像是窮盡了自己的所有知識，卻仍頻頻被教授抓住破綻，暴露出他的無知。

作為客人，教授未免太過失禮。作為讀者，我無法理解作者這樣安排的原因。我跟上尉一樣困惑：“你說得文縐縐的，什么？”

一開始，我懷疑作者安排教授說的那些話都是他自己的“私貨”，沒辦法發表在正經哲學期刊上，只好混在小說里，所以才搭建了這個舞臺，讓教授代替自己說出想說的話。

那么，為什么偏偏是這個舞臺、這個教授？一九零一年是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的最后一年，大英帝國控制著全球將近四分之一的土地，是“日不落帝國”。英格蘭銀行是大英帝國的中央銀行，帝國的貨幣政策在這里制定，全球的資金在這里匯聚。哲學家喬治·桑塔亞那在歷史上確有其人，以著作《懷疑主義和動物信仰》聞名哲學界。在一八八九年到一九一二年，他也確實在哈佛當教授。

如果達文波特只是想“摻雜私貨”，他應該安排一個能與桑塔亞那教授聊得有來有回的對手，以充分激發和闡釋他的思想。但他卻安排一個未經哲學訓練的護衛隊上尉，讓桑塔亞那“對牛彈琴”，目的是什么？

第四次閱讀時，我留意到桑塔亞那教授最長的那段發言中的一些句子：

如果人類最終被打敗，心靈被慳吝綁架，那么這一定是通過科學以及如今自由主義吸納的那些東西完成的。也就是說，它們會改變人類的智力和對善、對正直以及人生意義的理解。……科學只對原因與結果感興趣，對赤裸裸的、可以論證的事實感興趣。它最終將會告訴我們，意識是一種化學反應，自我是一系列對刺激的反饋。

把它跟桑塔亞那教授那句“未經審視的生活最值得一過，如果有人能夠有幸一試”放在一起看，豈不是在說，“科學以及如今自由主義吸納的那些東西”將會使我們既不能不審視自己的生活，又無法從審視中獲取意義？

從十八世紀的英國哲學家大衛·休謨開始，“實然”（對于事實的描述）和“應然”（道德上正確的判斷）之間的裂口不斷變大。小說中桑塔亞那的發言無疑是對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邏輯實證主義“取消倫理學”的預感——那時的英美哲學家們只對事實感興趣，斥“善”“正直”“人生意義”為空談。

回過頭來，為什么桑塔亞那要在一九零一年的英格蘭銀行對著無法理解他的斯圖爾特上尉說這些話，也就有跡可循了。這是一個儀式。斯圖爾特上尉是這個科學昌明的世界的心臟肌肉，而這個世界并沒有大腦，沒有一個地方你摧毀了它世界就會停止向前邁步。桑塔亞那在“對牛彈琴”，因為沒有人會聆聽他的“琴聲”，古典的智識不再能依靠對“善”“正直”“人生意義”的思考指導這個世界。桑塔亞那在英格蘭銀行談論哲學，是一場沒有審判團和陪審團的“蘇格拉底的申辯”。他在說給自己聽，確認自己的聲音沒有淹沒在現代世界中，連自己也聽不見。

小說的結尾非常耐人尋味。倒數第二段，敘述突然從第三人稱轉為桑塔亞那的第一人稱。接著，我們來到難解的最后一段：“我”假設自己在西班牙小鎮上，第一次注意到一個被忽略了無數次的彈唱的老乞丐，然后“突然被一種濃烈且無法解釋的感情攫取”。

分析心理學家（也許我自己就有那種能力）可能會認為我荒謬的感覺混同了乞丐骯臟的外表和我體內某些模糊的知覺。而這誤會源于我的疲乏或憤怒，源于我早晨收到的一封煩人的信，或者源于我們的習慣——期待得太少，卻記住了太多。

這里說的“分析心理學家”的思路，不正是桑塔亞那指出的那種審視自己的生活同時又不提供任何意義的“科學”的體現嗎？它把復雜的意象和情愫歸結為疲乏、憤怒、煩人的信件等，一邊解釋，一邊消解其中的意義。如果有什么比這更可怕，那就是我們記住了太多科學解釋，從而習慣了不去期待意義——“期待得太少，卻記住了太多”。也許在一九零一年那個雨夜這一切還只是預言，但現在，我們確實習慣了。

（懷劍，自由撰稿人，哲學愛好者，關注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