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8年，在葉卡捷琳娜大帝統治時期的俄羅斯，元劇《趙氏孤兒》被一位叫做瓦西里·涅恰耶夫的譯者由法文翻譯成俄語出版，自此，中國文學的第一部俄語譯作落地彼得堡，開啟了中俄文學之交的第一個篇章。將近一百年之后的1872年，《俄人寓言》在北京的《中西見聞錄》雜志創刊號上面世。從這時起，中俄展開了長達一個半世紀之久的“文學對話”。從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中國知識界大規模譯介俄國文學經典，將其視為啟迪民智、探索現代性的重要精神資源，到今日劉慈欣的科幻巨著《三體》、余華的現實主義力作《兄弟》等在俄羅斯圖書市場上廣受歡迎，中俄文學交往的圖景可謂氣象萬千。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中俄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系的不斷深化，兩國之間的文學交往具有了更加常態化的趨勢，對話的頻率與深度均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筆者就職于高校，從事俄羅斯文學翻譯與研究工作，近幾年有幸組織、參與多場中俄文學活動，得以近距離觀察兩國文壇互動，形成了某些或許主觀但卻直接的印象，可以做一點分享。

交流的立體多維 當前的中俄文學交流已經不僅僅局限在相互的圖書翻譯出版，而是更加立體多維，形成了一些機制性的定期或不定期活動，為中俄文學友誼的可持續性發展奠定了基礎。當前的中俄文學交往可分為幾個層面，最主要的是傳統的、由兩國的官方機構主導的一些活動，如前不久由中俄作協共同策劃的“中俄文學周”（2025），已經持續舉辦多屆的中俄青年作家論壇。文學翻譯國際研討會、北京作家日等活動也常見俄羅斯漢學家的身影。在俄羅斯，翻譯研究院發起的文學翻譯家大會已經持續舉辦八屆，兩年一屆，來自世界各國的俄語文學翻譯家相聚在莫斯科，與俄羅斯當代作家、評論家和學者共同探討文學新動態和各自的翻譯經驗，而每一次，受邀參會的中國譯者幾乎都是各國譯者中數量最多的。在非官方層面，每年在北京和上海等地舉辦的國際書展也為兩國作家的相遇創造了機會，俄羅斯多家出版社與俄羅斯作家代表團一同來到中國，舉辦見面會、朗誦會、新書推薦會等類型豐富的活動，為俄羅斯作家和中國讀者的近距離交流創造了良好機會。

高校成為交流的重要場域 近些年另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就是一些高校成為中俄文學相遇的重要場域。高校里有懂得對方語言、研究對方文學的學者，這為高質量的文學交流提供了必要保證，而青年學生的加入，一方面為他們自己了解俄羅斯文學、增強學術能力提供了寶貴的機會，另一方面也為中俄文學交流活動注入了新的活力。北京的高校中，北京師范大學、首都師范大學舉辦了包括講座、詩會等在內的多種中俄文學活動，筆者所在的中國人民大學世界文學與全人類共同價值研究中心近兩年也連續組織舉辦了“中俄作家對談”活動。該中心成立之初就將“中外作家對話”“世界文學與全人類共同價值譯叢”等作為機制化項目。2024年6月，我們在人大外國語學院帶領俄語系師生一起迎接了沃多拉茲金、達舍夫斯卡婭、李洱、周敏等作家，并就“文學·時間·永恒”這一主題進行了對談；2025年6月18日，來人大進行交流的作家陣容更大了——歐陽江河、西川、劉慶邦、陳東捷、阿梅林、奧特羅申科、薩爾尼科夫、卡里莫娃，作家們交談的主題是“當代中俄文學發展趨勢”。而在中心策劃的世界文學主題譯叢中，我們納入了瓦爾拉莫夫的《驅逐》、彼得魯舍夫斯卡婭的《夜晚時分》、什彼洛娃的《很快到莫斯科》等小說或小說集，這些作品將推出中文版。

中俄文學的相互影響成為顯在現象 在這幾次對談中我們發現，中俄文學的相互影響已經成為了一個顯在的現象。眾所周知，在20世紀中國對俄羅斯文學接受的過程中，我們大多扮演的是“學徒”的角色，一直以來，我們對俄羅斯文學的閱讀和翻譯的熱情是較為高漲的，包括俄羅斯文學在內的外國文學，甚至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入并影響了中國本土文學的建構。參與幾次對談的嘉賓也都提及了這一點。俄羅斯文學已經深深印刻在中國作家的記憶之中。對于俄羅斯文學在中國產生的強大影響，我們曾一度認為中俄之間的文學“貿易”存在著某種“逆差”，也就是說，較之于俄羅斯文學在中國得到的厚愛，俄羅斯作家對中國文學的了解是較為有限的，中國文學在俄羅斯的普及程度遠比不上中國古代哲學。但今天，我們發現情況似乎有所改變。這或許與俄羅斯讀者對中國、中國文化和中文的興趣逐漸增長有關，也與我們從多個層面積極推介中國文學作品“出海”有關，以2013年啟動的“中俄文學作品互譯出版項目”為例，這個項目近十年來集中推出上百部作品，而兩國出版社也在持續關注包括網絡文學在內的各類文學作品。據統計，僅2024年一年在俄羅斯出版的中國文學作品就已達到150多種，占近十年總和的三分之一。“亞斯納亞·波利亞納文學獎”評委、作家沃多拉茲金說：“中國早已開始出口一切能出口的東西，現在還出口了優秀的小說。”他認為獲獎作品《兄弟》“非常精彩，它講述的不僅僅是中國的故事，也和俄羅斯息息相關。小說中展現的所有苦難，不僅發生在中國，我們也同樣經歷過。我們真的很相似”。在今天的俄羅斯，隨著中國文學作品的譯介，王安憶、畢飛宇、蘇童等當代作家的作品十分及時地呼應了俄羅斯讀者了解中國的愿望。有些俄羅斯作家來訪中國后，開始更深入地思索中國以及俄羅斯文學中的中國形象。詩人馬克西姆·阿梅林表示已經來過中國17次，2025年11月初，他剛剛獲得“1573國際詩歌獎”。他對中國一往情深，最近正在進行一項大工程——編纂一部題為《俄語詩中的中國》的詩歌合集，把17世紀起至今寫過中國的俄羅斯詩人的作品匯編成集，以此繪制出一幅俄語詩歌中的“中國圖景”。

對時下現象表現出共同的敏感 近幾年，筆者參與中俄文學活動所獲得的另一個印象是，中俄文學雖然遠隔萬里，發生在不同的空間，面對不同的現實，但作家們有很多共同的關切，在這幾次對談中，經典文學的當代解讀、文學與現實的關系、文學作品中的時間表征、文學創作與青少年成長等問題從某種程度上折射出中俄文學對話主題的廣度。同時，我們也發現，對于時下熱烈討論的一些現象，中俄兩國作家表現出了某種共同的敏感。2025年6月和11月的兩次文學對談上，作家們不約而同聊起了AI給文學創作帶來的挑戰和機遇。在文學創作主體性、語言個性、創造性、共情能力與AI的相互關系等問題上，作家們“和而不同”。劉汀認為，人工智能“首先是生活問題，其次是文學問題”，它能夠擴展人的認知和可能性的邊界，但與此同時，傳統文學的價值依然彌足珍貴，所有的人類敘事都會成為“元敘事”，也就是敘事的起點和基本語法。能否讓AI和人類作家合作，寫出一部像樣的作品，劉慶邦老師對此持否定態度，而俄羅斯作家奧特羅申科則介紹了他借助AI嘗試恢復《死魂靈》第二部的有趣經驗。他說AI創造了許多全新的東西，這些段落在果戈理的書信集或其他作品中都找不到，AI還重新構思了一些情節發展。但作家認為，人工智能雖然幾乎無所不能，但它永遠無法做到最重要的一點——產生創意。即使它現在能夠完美地模仿一切，但仍缺乏整體認知，本質上它只是在利用人類既有的智慧成果。

康德曾論及藝術創作中的不涉利害性、不涉概念性等特質，指出天才作家的審美理念無法簡化為有限的理性闡釋，幾乎所有中俄作家在這一點上都達成了共識。在信息技術飛速發展的時代，文學創作的角色與地位將保持不變，作家們感興趣的是語言如何和歷史事實以及此刻正在發生的當代性產生聯系，是那些尚未被寫就、被發現的未知之物如何刺激人類的創造性，AI永遠無法產生創作沖動，正如歐陽江河所說：“AI無法形成創作主體。它沒有生命，沒有失眠癥，不懂痛苦，不會有生理上的衰老與死亡過程——而這些恰恰是文學創作特別重要的主體依賴的東西。”作家們一致認為，在思想的呈現與形成方面，或許我們并不需要像AI那么迅速、那么廣博，在一切都飛速向前的今天，很多深入的思考和詩意恰好是因為我們的不緊不慢、從容不迫以及對未知世界保有的永恒興趣。AI只是中俄作家諸多文學對談話題中的一個，但它帶有鮮活的氣息和當下性，也恰好反映出作家們對于文學創作實質等問題的共同體認。

文學讓人們相遇 百余年的中俄文學“對話”自其開啟以來，既有書面的翻譯，也有作家、翻譯家和學者的直接交往，在移動通信、互聯網和社交媒體創造了更為便捷的溝通渠道的當下，面對面的交流更能凸顯出人與人交往的溫度。希望中俄之間未來會有越來越多的對話和形式更為豐富、組織和參與群體更為多元的文學互動，真正地實現“文學外交”。

文學是文化的載體，也是一種共通的語言，它為我們發現彼此、打開彼此，從而進一步了解自己創造契機。文學永遠是最真誠的對話，它讓不同的語言、情感和智慧相遇，雖然中俄文字中潛藏著理解世界的不同方式，但文學對話能幫助我們更好地觸達對方的內心，從而找到審美、情感和思想的共同符碼。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外國語學院院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