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許多人來說，在我們這個時代施加給動物的鮮為人知的影響中，鮭魚逐漸滅絕無疑是一條新聞——那些巨大的后果，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累積，直到最后，以驚人的事實，像無數小雪片構成的雷鳴般的雪崩，進入我們的視野，鮭魚逐漸滅絕即是其中的一種。如今，“鮭魚告急”的呼號正在英倫大地回響。

這段文字，出自英國大文豪查爾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1812-1870）的《鮭魚》（Salmon）一文。該文于1861年7月20日發表在他主編的文學周刊《一年四季》（All the Year Round）上，揭示了鮭魚在泰晤士河等英格蘭河流日益減少并逐漸滅絕的現象，由此凸顯了“鮭魚告急”（Salmon in danger）的呼號回響于英倫大地的事實。

鮭魚由多變少幾近滅絕的因與果

《鮭魚》一文談論的鮭是大西洋鮭（Atlantic salmon; Salmo salar），正如狄更斯所說的，這是“既棲居于淡水也棲居于咸水的動物”。長期以來，英倫群島一直是大西洋鮭的故鄉，蘇格蘭和愛爾蘭如此，英格蘭和威爾士也不例外。英格蘭有很多河流曾以大西洋鮭洄游著稱，英國人為之自豪的“泰晤士老爹”這一“高貴的河流”位列其中，由此獲得了“鮭河”（Salmon River）的稱謂，泰晤士河的鮭魚還因其味道鮮美而被認為是英格蘭的上上品。在很多個世紀，這魚兒一直被喜愛它的垂釣者贊譽為“貴魚”（the Noblest of Fish）或“淡水魚王”（the King of Freshwater Fish）。

泰晤士河下游65英里的河段擁有鮭魚洄游。一些英國人指出，自羅馬人統治的那個時代以來，鮭魚洄游泰晤士河長達1500年；曾經有一個時期，這里的鮭魚十分之多，售價竟低廉到六便士一大磅。從13世紀到18世紀末，泰晤士河鮭魚漁業十分紅火。僅1766年7月的某一天，送到比林斯蓋特魚市（Billingsgate fish market）的泰晤士河鮭魚就多達130條；而為人津津樂道的一件事則是，有人捕獲了一條長達1碼2英寸、重達16磅的鮭魚。還有人說，他絕對記得1789年在薩里郡的拉勒安姆村（Laleham），見到一條重達70磅的泰晤士河鮭魚被人捕獲。

及至19世紀初，泰晤士河上鮭魚漁業依然十分繁榮。1861年，一位漁民在皇家鮭魚漁業委員會（the Royal Commission on Salmon Fisheries）面前作證。他陳述說，晚至1820年，在位于拉勒安姆村的泰晤士河邊，他常常能捕獲“幾百條”鮭魚；在那里，一個坐在渡船上的男孩曾在一天之內用魚竿釣起六七十條鮭魚。同一位證人還證實，他看到過“20條鮭魚在沿著那段不到200碼長的河界產卵后，就死在那里了。另一位證人則遞交證據證明，1794年到1814年，在靠近白金漢郡的特普羅村（Taplow）的波爾特船閘（Boulter’s Lock），每年差不多有15到66條鮭魚被捕獲。1860年，有人發布了1794年到1821年間在波爾特船閘和普爾（Pool）所捕獲的鮭魚清單，其數字是483條，總重量是7346.25磅，每條魚平均重達15磅以上。

不過，這一時期年平均捕獲量是18條左右，與上述1766年的某一天就捕獲130條相比，這一數字在急劇下降，以至1821年英王喬治四世加冕典禮用餐想要鮭魚而不得。更為嚴重的是，泰晤士河里這一曾經數量多、體量大的魚兒最終卻消失不見。于是，在19世紀，有不少關于泰晤士河的“最后一條”鮭魚的記述。

譬如，英國博物學家弗蘭克·巴克蘭（Frank Buckland,1826-1880）在1857年首版的《自然史奇珍》（Curiosities of Natural History）中提到，有一位名叫芬摩爾（Finmore）的渡夫，在因伊頓學子而聞名的索雷堡（Surley Hall）附近擺渡，是他捕獲了倫敦之上的泰晤士河里所曾見到的最后一條鮭魚。巴克蘭緊接著說道：“自泰晤士河上的這一物種的最后一條成為人類貪婪的犧牲品以來，40年已經過去了。在索雷堡附近，有一個這可憐的魚兒最喜歡的魚窩子，那里最終被人發現，它就注定要被毀滅了。”巴克蘭還根據他的了解，栩栩如生地描繪了“最后一條”鮭魚最終如何落網的過程：

……有一天，那魚窩子的四周被漁網圍了起來，漁民們對其捕獲信心十足，但是他們搞錯了。那鮭魚忽然覺察到了人類的背叛，他儼然一條勇敢的、聰明的魚兒，縱身一躍，非但沒有落入網中——對這一點他太清楚不過了——反而正好越過漁網，成功逃脫，至少有一段時間是如此。

幾天過后，他返回家園，想回到其隱匿之所。漁網又一次向他圍撲過來。而這一次，有一張網被系在了撒在水中的那些漁網的軟木浮子網線上，同時通過一根繩子懸掛在了空中。那鮭魚又一次突然出現，又一次一躍而起。他毫不困難地掙脫了水中的漁網，但卻自然地落入懸掛在空中的那張網中。他死了；雖然死得不光彩，但是他的遺骸卻得到了尊重，成為了“精美的菜肴，被端到一位國王面前”；因為它被帶給了當時住在弗吉尼亞湖村（Virginia Water）的這位國王（當時住在那里的英國國王是喬治三世。——筆者注），他以一幾尼一磅的價格給那位幸運的漁民，買下他捕獲的這條魚：幾小時的工作就掙了20幾尼啊！

巴克蘭的這段話已成為有關泰晤士河“最后一條”鮭魚的經典敘述。其筆下的這條魚雖“勇敢、聰明”，但終究還是敵不過人類的智慧，結果不免化作了國王的盤中餐、平民的糊口錢。

以關注和批評社會現實著稱，而且具有生態意識的狄更斯，同樣對英國社會關注的鮭魚逐漸滅絕現象予以了關注，并繼巴克蘭之后四年發表了《鮭魚》一文。《鮭魚》所提及的動物種類繁多，除了鮭魚，還有野雞、野兔、鳥和狼等。當然，其敘述的重點則是鮭魚。在這里，狄更斯不僅清晰地揭示了鮭魚逐漸滅絕的事實，而且明確地將這一事實歸之為人類施加影響的后果。于是，他沿著這一思路，進一步分析了人類影響的具體表現，由此總結了鮭魚逐漸滅絕的原因。

對于鮭魚瀕臨滅絕的原因，狄更斯在文章第一頁即已提及，這包括人口的增長、工廠排放毒液的增多以及一些新的偷捕、誘捕工具的發明和生產等。在第二頁，他又從五個方面做了專門的總結；他說道：“這里要列舉白紙黑字寫出來的鮭魚減少的五大原因”：

1.定置漁具、器械和其他捕魚方法的使用；不論在河口還是在上游，它們大量地使用，損害了漁業的利益；

2.對河流肆意的污染和毒害；人們可以在碳酸氣體的包裹中生活，魚兒卻再也不能在污濁的河水中生存；

3.不合時節地捕殺、銷售和出口這種魚，而我們在6月份是不吃野雞的；

4.沒有奉行一種嚴格、適度的休漁制度；當魚兒繁殖時，這么做會確保漫游的魚自由自在地游走，抵達它們在上游產卵的河床；

5.河上修建水壩和堰閘造成的阻塞；它們的修建，幾乎沒有或根本不考慮鮭魚的洄游，這樣，在很多大的河流，除了河水猛漲，洪水滔天，否則在其他時候，魚兒完全不能游往上游。

狄更斯緊接著滿懷義憤地說，這五方面的原因包括了大量的“人類流氓行徑”（human rascality），這的確可能會成為小說家的絕佳題材，借此他可以搜尋許多新的事實，來證明“我們人類的自私、殘忍與邪惡”；這樣看來，鮭魚似乎成了人們的死敵而不是佳友。

在狄更斯列舉的五大原因中，“對河流肆意的污染和毒害”以及“河上修建水壩和堰閘造成的阻塞”又是最為嚴重的。它們的聯手，造成了鮭魚幾近滅絕的后果。這又引發了狄更斯的深深的憂思，《鮭魚》一文對此具有鮮明的體現。

首先，他擔憂，大西洋鮭這一物種的滅絕不僅僅發生在泰晤士河，而且發生在不列顛群島所有的河流。從狄更斯的記載來看，18世紀末到19世紀初，捕撈鮭魚的漁夫們在泰晤士河邊的巴恩斯村（Barnes）撒網，在那里的石灘上曬魚，用免稅二輪車（tax-cart）把魚運到市場，這些魚是在離倫敦橋不到八英里的地方捕撈的；其時，這是眾所周知的事實。但是，到他撰文的19世紀60年代初，鮭魚已離開了泰晤士河。如上文所示，他很清楚，這一事實是人類影響日積月累、逐步加大的結果。因此，他不無擔心地說道：“在不列顛群島內，泰晤士河所發生的一切，很可能首先發生在一條河流，然后發生在另一條河流；逐漸地，慢慢地，這個物種將會滅絕。”于是，他急切地宣布，“鮭魚告急”的呼號在英倫大地回響。

其次，他擔憂，由于“可憐的鮭魚受到了各種各樣的迫害”，這一物種正在急劇減少，人類肆無忌憚的行徑是否會殃及其他物種。因此，他憂慮道：“如果沒有游戲規則，現在我們的野雞、山鶉、野兔和兔子將會如何？ 如果叢林布下了網，鳥被擊落，卵被摧毀，繁殖的母體被消滅，將來的供應從何而來？短期內，英國的野雞可能變得像英國的鴇一樣稀少，杰克兔會變得像撒克遜狼一樣罕見。”

再次，他擔憂，“自然報復”（Nature retaliates）人類，說道：“無論何時何地，人類一旦干涉了自然，自然就會給他制造麻煩，由此加以報復。”這樣的憂慮，美國外交官喬治 · 馬什（George Perkins Marsh,1801-1882）不久后在《人與自然》一書中也明確地予以了表達。今天人們更為熟悉的，可能則是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提出的“報復論”；恩格斯說：“我們不要過分陶醉于我們對自然的勝利。對于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報復了我們。每一次勝利，在第一步確實取得了我們預期的結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卻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意料的影響，常常把第一個結果又取消了。”這表明，關于“自然的報復”的憂思，在19世紀下半葉并非個別現象，某種意義上已成為一種時代思潮。而從表達的先后來說，狄更斯顯然開啟了這種憂思之先河。

由上可見，《鮭魚》一文論及狄更斯所生活的那個時代英倫大地上發生的一種自然變遷現象，代表了時人對這一現象的關注，以及他們關于這一現象產生的原因及其引發的后果的認識，為后世留下了珍貴的時代記憶，因而具有特別的意義。

《鮭魚》反映的狄更斯的生態意識

狄更斯生活的時代正是英國經歷劇烈變革的時期，這在英國社會和自然各方面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記，作家狄更斯通過小說創作的方式反映了自己的相關思考和論述，因此，他的小說的確成為后人了解那個時代的變遷、問題以及人們如何反應的重要素材。譬如，在談論倫敦空氣污染現象時，人們總是會提及狄更斯在《荒涼山莊》（Bleak House）開篇對倫敦霧的描寫：

到處是霧。霧籠罩著河的上游，在綠色的小島和草地之間飄蕩；霧籠罩著河的下游，在鱗次櫛比的船只之間，在這個大（而臟的）都市河邊的污穢之間滾動，滾得它自己也變臟了。霧籠罩著厄色克斯郡的沼澤和肯德郡的高地。霧鉆進了格林尼治區那些靠養老金過活、待在收容室火爐邊呼哧呼哧喘氣的老人的眼睛和喉嚨里；霧鉆進了在密室里生氣的小商船船長下午抽的那一袋煙的煙管和煙斗里；霧殘酷地折磨著他那在甲板上瑟縮發抖的小學徒的手指和腳趾。偶然從橋上走過的人們，從欄桿上窺視下面的霧天，四周一片迷霧，恍如乘著氣球，漂浮在白茫茫的云端。

這段文字，甚至被認為“或許是整個世界文學史上關于倫敦霧最不朽的段落”。除此之外，狄更斯在《霧都孤兒》《大衛·科波菲爾》《遠大前程》等小說中關于自然的種種描寫及其反映的“回歸自然、返璞歸真”的情結，也為人們津津樂道。然而，作為小說家的狄更斯，他在小說中關于自然的描寫和運用更多的是意象，是隱喻，正如《倫敦霧：一部演變史》的作者科頓指出的，“對于像狄更斯這樣的小說家，倫敦霧簡直是近在手邊的隱喻工具，用來刻畫人物性格及其與環境的關系。”科頓還特別強調，自然及美德與工業及邪惡的對立，乃是狄更斯用來設定人物的基礎。因此，必須認識到，狄更斯在小說文本中雖然不斷書寫自然和環境，但其用意并非憂慮自然而是鞭撻人性；在他的小說中，自然或以污染面目出現的空氣、河水等是作為懲惡揚善的力量得到體現的，《老古玩店》中作惡多端的奎爾普的最終下場——被倫敦的霧和泰晤士河的水合力殺死，其住處也被大火摧毀，即是明證。這樣，僅僅著眼于小說文本來把握狄更斯的生態意識不僅遠遠不夠，甚至難免牽強附會，以致留下時代錯置之嫌疑。

狄更斯的確十分關心工業化、城市化對于英格蘭社會和城市的影響，他除了在小說中涉及現實的社會與環境問題外，還有直接針對這類問題的許多雜文問世，《鮭魚》即是這方面的代表作品。在這里，他以寫實的手法，突出地表明自己對自然的關切以及對英格蘭人的行為和責任的思考，由此體現了他的生態意識。這包括如下幾點：

第一，飲水思源意識。在《鮭魚》開篇，狄更斯說道：“我們大多數人每天都習慣于坐下來吃一頓豐盛的晚餐，魚、肉和家禽被加工成各式菜肴端上來，以滿足給我們的口腹之欲。但就餐者有沒有想過，這些美味佳肴從哪里來？ 有沒有考慮過，要耗費多少勞力、才智和資本，才能吃到一塊魚、一片烤牛肉或一只野雞的翅膀？”于是他希望，食客們放下刀叉，盡可能睜開雙眼聽他道來，“很有可能，不出幾年，就將沒有鮭魚用來賣錢；那魚兒，那既棲居于淡水也棲居于咸水的動物，正日漸稀少，不久之后，他必定食而無魚。”在這里，狄更斯從日常生活著眼，自我思考并提請作為食客的讀者思考，人們享用的美味來自哪里，如何來的，有什么結果？ 這一番思索，將食客、食物與為之供應的自然、社會等方面勾連起來，“飲其流者懷其源”，提醒早已習以為常的人們莫忘其賴以生存的根基。

第二，適度利用意識，這是狄更斯在《鮭魚》一文中反復強調的。在他生活的時代，他看到人們為了捕獲鮭魚無所不用其極；用網捕撈，用叉叉起，用煙熏出，并毒害其生存環境，總之是“殺雞取卵”（cut the throat of the golden goose），竭澤而漁。他對此很擔憂，因而提出來：“難道我們不應該在肆意毀滅和允許用網或竿適度捕獲之間加以干涉，以避開人們將來對我們這個時代的指責？ 否則，那個時候也即1961年的歷史學家，將被迫記錄說‘上個世紀的居民毀了鮭魚，并且大大傷害了這片國度現在十分稀少的其他魚種’。”

第三，自我責任意識，由于擔心大西洋鮭這一物種在不列顛群島所有河流都將滅絕，并且清楚地認識到這是人類影響日積月累、逐步加大的結果，因此，狄更斯希望同胞們行動起來，探求禍根，從長計議。他說道：“那么我們，積極勤奮、身心健康的英格蘭人，我們滿懷對祖先的崇敬，為尚未出生的、這片國度的榮光所系的子孫后代而思考，我們豈能袖手旁觀，聽任這種罪惡持續？ 難道我們不應該直面真相，拋開偽裝，對禍害刨根問底嗎？”正是這種責任意識的指引，狄更斯發出了鮭魚告急的呼號，并全面總結了鮭魚瀕臨滅絕的原因。

上述各方面的意識，深深鐫刻于《鮭魚》文中，傳諸后世；惟有了解和理解這些意識，才能真切地體會狄更斯如何是一位為后人所稱道的“高瞻遠矚的生態批評家”。

狄更斯的“高瞻”在于，他已站到了關注人類與自然之關系的高度，思忖像鮭魚這類物種對于英國人的生活的意義，檢討英國人的日常飲食及相關活動給予它的日積月累的影響；其“遠矚”在于，他在鞭撻人們竭澤而漁、恣意妄為之行徑的同時，殷切地告誡人們要警惕“自然報復”的現象，并為子孫后代的生存和安危而思考、行動。這樣看來，《鮭魚》一文的意義就值得進一步挖掘。

《鮭魚》文本的學術與社會意義

今天我們討論《鮭魚》一文，其意義絕不限于狄更斯研究本身，還可以在更大的范圍，至少可以在英國環境史范圍內加以認識。按照英國學者伊恩·西蒙斯（Ian Sim-mons,1935-）的界定，一部英國環境史的核心主題，即是要探討自古至今不列顛群島上自然與文化的相互作用，它介于一部“客觀”科學的歷史和一部皆由文化建構的“精神的歷史”（moral history）之間。如何把握并書寫彼時彼地的這一相互作用，又依據什么來認識這部介乎科學史和文化史之間的歷史？這顯然是需要冷靜思考并仔細探究的大問題。西蒙斯在其著述中指出：“人們可以用來書寫人類與自然互動的方面有很多，絕不只是環境科學家的數據：雖然花粉分析數據圖表和降雨量有其重要性，但它們并非全部的東西。”而在他眼里，能稱得上環境史佳作的研究成果還有一個特點，“它們有一個從頭到尾都涉及自然和文化兩方面的環境過程”。他還舉例說明了這一點，提及19世紀后期到20世紀中期約克郡南部羅瑟勒姆（Rother?ham）的許多鋼鐵廠造成的大氣污染，認為這并非一個孤立的“空氣污染問題”，而是某一過程的一部分，“這個過程從鐵礦石和煤炭的開采開始，到硫化物沉降在沼澤地和房屋上以及被吸入人的肺中結束，還要考慮這一路上的蓄水設施的建設”。顯然，西蒙斯關于英國環境史的主題、書寫內容和特色的論述及其對過程意識的強調頗具啟發性，尤其是使我們更加明確，在關注某種環境歷史問題或現象時，要盡可能深入地挖掘問題的來龍去脈及其產生過程中相互關聯的多方面的因素。

基于西蒙斯的解說和例證，可以認為，作家狄更斯的《鮭魚》一文，是用來把握英國人與自然互動的歷史情形的一個很好的例子，其所揭示的“鮭魚告急”現象則包含著豐富的歷史信息，借此可以進一步了解并探尋英國環境史中的許多問題。因此，《鮭魚》是一則頗有價值的英國環境史史料。

作為一則英國環境史史料，《蛙魚》有助于人們認識這一物種本身在特定時空下的存在狀況及相關問題，英國環境史學者彼得?科茨（Peter Coates）在《鮭魚的前世今生》（Salmon）一書中就是這樣引用它的。科茨為這個物種書寫了一部新穎的傳記，將其進化故事、生態故事和人世間故事有機地連接起來，空間范圍從新斯科舍半島（Nova Scotia）到挪威，從朝鮮半島到加利福尼亞，時間維度從史前延伸到未來。其中，他寫到了“不幸鮭”（Unfortunate Salmon），這一表述有可能受到了狄更斯在《鮭魚》中對這一魚兒的感嘆“this unfortunate fish”的啟示。此外，他在書中還多次引述狄更斯《鮭魚》一文中的有關說法和分析。譬如，他說道：“然而，狄更斯哀嘆，1860年，在比林斯蓋特魚市的大理石石板上，亮閃閃的鮭魚沒有一條是在當地捕獲的。”他當然也關注到了狄更斯對“鮭魚告急”的宣告，也提及狄更斯關于鮭魚減少原因的認識，并特別引述了狄更斯對大漁網如何之多、鮭魚如何難以掙脫逃走的敘述。由此可見，《鮭魚》對反映英國歷史上鮭魚存在狀況的價值不菲。

不僅如此，《鮭魚》在揭示“鮭魚告急”現象的同時，還涉及或反映了英國環境歷史中許多大大小小的問題，譬如，歷史上英國各地的人們對待自然資源的態度及其變化問題，英國人捕攜技術和手段的發展及其影響問題，英國人對河水資源利用方式的轉變及其影響問題，不列顛群島上河流被污染和毒害的歷程問題，等等。這些問題相互關聯在一起，且直接或間接地與“鮭魚告急”現象的產生有關，是鮭魚在不列顛群島的棲息地內由多變少乃至滅絕這一歷史過程的組成部分，它們全都有待深入地挖掘和探討。此外，《鮭魚》一文最后介紹的法國人在鮭魚養殖技術領域所取得的成績，及其對鮭魚養殖技術在英國推廣的強調，一定程度上反映了19世紀后期西方社會的“技術決定”意識以及人類干預 自然的時代樣貌，這方面的內容也值得注意并反思。

以上所述，表達了我抓出狄更斯的“鮭魚”之后所做的初步思考。為什么要這么思考？ 這個問題本身也值得進一步思考。正如喬治?奧威爾在關于狄更斯的評論中十分風趣地說的，“人們覺得狄更斯是一個很值得私下談論的作家，他已經被馬克思主義者，被天主教徒，尤其是被保守派人士私下談論過。問題是，我們談論他什么？ 為什么人人都在意狄更斯？ 為什么我在意狄更斯？”對我本人來說，當我致力于探討英國工業化、城市化引發的環境問題的時候，身處其間的人們的所思所想所作所為，是我特別想要搞清楚的事情。這就是我在意狄更斯，并專門抓出其筆下的《鮭魚》的基本原因。總的來說，狄更斯寫作《鮭魚》，以此揭示“鮭魚告急”現象，不啻為我們提供了一個“以自然為鏡”檢視文明發展之得失利弊的生動實例。

曾幾何時，英國因在人類歷史上率先進行工業革命，成為“世界工廠”和第一個工業化社會，從而迎來了工業繁榮、商貿發達和人口大增的局面。在這一過程中，包括泰晤士河在內的眾多自然水體，不僅作為運輸貨物的商貿航道得到了充分的開發利用，而且作為消納廢棄物的藏污納垢之所發揮了巨大的作用。然而，就在人類的有意利用和無意加害之間，像泰晤士河這樣的令英國人自豪的“高貴的河流”不免成為了公共的污水溝。其結果，即是河流本身的生命力的枯萎和眾多水生生物的消亡，從而上演了河臟、魚殤、人亡的慘劇。

今天，我們藉《鮭魚》一文翻開英國環境史上這沉重的一頁，揭示歷史上這一繁盛的物種曾如何因“人類的流氓行徑”而幾近消亡，由此透視河流污染以及人類其他的不當行為的后果，其意義不僅在于提示人們如何看待英國工業革命開啟的工業文明的歷史影響，而且在于啟發人們如何從這一歷史及其影響中總結并汲取教訓。就此而言，當下英國科學家以及環保人士所強調的“給自然騰出空間”（Making Space for Nature）的理念，不啻是英國人積極反思之前的不當發展及其問題并汲取那段歷史留下的教訓的體現。從中，既可以看到像英國這樣的西方發達國家在發展方面的大趨勢，又可以看到它們在環保方面的新思路。這對于我們如何思考和對待自身當前的問題，尤其是在利用自然發展經濟以惠及民眾的同時，如何考慮自然本身的需要，禮讓自然并增強生態系統健康意識，是有著啟發意義的。譬如它可以啟發我們深入考問并探究，在有關政府部門提出的“河湖水系連通”治水方略，以及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中，水生生物的生存、瀕危物種的保護和生物多樣性的存在等等方面，到底占有多大的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