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人在各自的夜晚：伊達·維塔萊詩選》

[烏拉圭] 伊達·維塔萊 著

程顯燁 譯

作家出版社

烏拉圭著名抒情女詩人伊迪亞·比拉里尼奧（Idea Vilari?o）曾在其2001年所編撰的《拉丁美洲女詩人選》中抱怨說，長期以來，西語美洲的詩歌選集，即使是一些最全面的選集，完全忽視了女性寫作，如胡安·古斯塔沃·科博·博爾達（Juan Gustavo Cobo Borda）于1985年出版的著名選集，該選集收錄了七十余位詩人，其中卻只有六位女性。這或許解釋了為什么直到最近，西班牙語美洲，尤其是烏拉圭，才開始理解并欣賞伊達·維塔萊的精彩詩作，也解釋了為什么西班牙直至2018年才授予她（當時的她已達95歲高齡）最負盛名的文學榮譽——塞萬提斯獎。然而，在過去的四十載里，女性的聲音被納入文學生涯的方方面面已是無可爭議的事實。有鑒于此，更令人驚訝的是，該地區的女性主義評論界對她的作品也一直保持緘默。那么，為什么維塔萊的詩歌才剛剛開始受到評論界的關注呢？也許是因為她是一位女性，但她卻并未以女性作家本該有的姿態書寫。換言之，這位詩人沒有優先考慮女性詩歌主體的構建，卻反而質詢并挑戰了西語美洲當下和從前的“文學正典”。

維塔萊1923年11月2日出生于烏拉圭首都蒙得維的亞，她在年輕時發現并開始閱讀西班牙詩人安東尼奧·馬查多（Antonio Machado）之后，便走上了詩歌創作餓道路。她的第一首詩是一首十四行詩，1942年9月發表在《Hiperión》雜志上。同年，她開始在蒙得維的亞共和國大學學習，先主修法律，后轉向人文學科，但一直沒有畢業。她的教授兼文學啟蒙人之一是西班牙作家何塞·貝爾加明（José Bergamín），他當時流亡在烏拉圭，他的教學深刻地影響了她的早期創作。在他的引導下，維塔萊重拾了德國和法國的浪漫主義作品，并閱讀了墨西哥詩人、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奧克塔維奧·帕斯（Octavio Paz）和西班牙散文家瑪麗亞·桑布拉諾（María Zambrano）的作品。1948年，另一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西班牙作家胡安·拉蒙·希門尼斯（Juan Ramón Jiménez）到訪蒙得維的亞時，將維塔萊的一些作品收錄在他的《西語美洲詩歌簡介》（Presentación de la poesía hispanoamericana）一書中，該書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出版，收錄了兩位烏拉圭詩人的作品：維塔萊和比拉里尼奧。同時，她與安赫爾·拉瑪（ángel Rama）、何塞·佩德羅·迪亞斯（José Pedro Díaz）、比拉里尼奧等人一起創辦了文化期刊《Clinamen》（1947-1948年）。此外，她還于1949出版了《此份記憶的光》（La luz de esta memoria）一書，該書是她的首部作品。

一些評論家認為，維塔萊是她那一代人中“孤立而又特殊的人物”，但我們并不同意這一觀點。她隸屬于被稱為“批判一代”（Generación Crítica）（或稱“39一代”、“40一代”或“45一代”）的文學運動團體，這不僅僅是出于時間上的考量。該團體創立并活躍于于1939年前后，曾一度被貼上“激進且反傳統”的標簽。這些作家創立并擁護一套全新的理念，其核心是文學創新。這導致他/她們與當時的官方文學徹底決裂，后者充滿了修辭、循規蹈矩與純粹矯飾性的風格。這一代的主要詩人包括維塔萊、比拉里尼奧、馬里奧·貝內德蒂（Mario Benedetti）、阿曼達·貝倫格爾（Amanda Berenguer）、格拉迪斯·卡斯特爾韋基（Gladys Castelvecchi）、薩蘭迪·卡布雷拉（Sarandy Cabrera）、卡洛斯·布蘭迪（Carlos Brandy）和翁貝托·梅蓋特（Humberto Megget）等。

可以肯定的是，伊達·維塔萊為她那一代人的文化事業做出了不可磨滅的積極貢獻。她與那一代最具代表性的刊物《Marcha》周刊、《Asir》和《La Licorne》雜志以及《El País》和《época》日報都有密切的合作。她曾多次參與出訪與交流活動，這對她的成長起到了重要作用：她于1955至56年間到訪法國，并在那里獲得獎學金；于1964年和1967年兩次到訪古巴，在那里擔任美洲之家獎項的評委，并參加了“與魯文·達里奧會面”的活動。1959年古巴革命突然爆發，烏拉圭并沒有置身事外。例如，對于貝內德蒂來說，古巴革命的目的是促使那些經常躲在學識背后的作家踏足政治意識之中。盡管如此，維塔萊并沒有與任何政黨或文學潮流結盟。與此同時，她的新詩集不斷涌現，其中包括：《給出的承諾》（Palabra dada，1953年）《每個人在各自的夜晚》（Cada uno en su noche，1960年）和《行走的聽眾》（Oidor andante，1972年）。

在安赫爾·拉瑪看來，在伊達·維塔萊作為詩人成長的決定性年代，烏拉圭的特點是自由主義的瓦解，而這個國家本應在“英國的贊助和法國的熏陶”下進一步完善自由經濟和社會。值得注意的是，有評論家指出，當時的知識分子是烏拉圭自由制度的意識形態掘墓人。這種行為非常獨特，知識分子為提高意識以對抗當權者而做出的貢獻很少有如此重要的時候。拉瑪總結說，在眾多知識分子所作出的努力中，詩歌就像前行中的先鋒隊，宣告了烏拉圭社會前所未有的新發現和新狀態。

事實上，維塔萊的詩歌正是她那一代人的核心使命：構建一個參與性的、堅定的知識主體。這就將其他主體，如民族主體，或在該作者的具體情況下，女性主體，置于次要地位。后者尤為重要，因為正如華盛頓·貝納維德斯（Washington Benavides）所指出的那樣，在烏拉圭的詩歌史上，女詩人有著毋庸置疑的杰出成就。這得益于烏拉圭中產階級眾多，對文學研究持鼓勵式態度。一百多年來，烏拉圭的女性創作了豐富多彩的文學作品。在豪爾赫·奧斯卡·皮肯海因（Jorge Oscar Pickenhayn）提到的60多位杰出女性中，有詩人德爾米拉·奧古斯蒂尼（Delmira Agustini）、胡安娜·德·伊瓦沃羅（Juana de Ibarbourou）和薩拉·德·伊巴涅斯（Sara de Ibá?ez）；散文家阿爾莫尼亞·索默斯（Armonía Somers）；上文提到的“批判一代”成員；以及其他當代作家，如詩人瑪洛薩·迪·喬爾奇奧（Marosa di Giorgio）和詩人兼散文家克里斯蒂娜·佩里·羅西（Cristina Peri Rossi）。

1973年6月27日，烏拉圭發生了軍事政變，第二年，伊達·維塔萊流亡墨西哥。她在那里生活了十年，很輕易地便融入了該國的文化活動，并與《Plural》和《Vuelta》等雜志以及《El Sol》和《Unomásuno》等報紙合作。她在墨西哥出版了新詩集《硅的花園》（Jardín de Sílice，1980年），以及選集《Fieles》（1977年）和《Entresaca》（1984年）。對她而言，這次流亡甚至可以說是“有益的”。1985年，軍事獨裁統治宣告失敗，她重新回到烏拉圭，為《Jacque》周刊撰稿，并成為《Poética》和《Maldoror》雜志的編輯。她很快發現，軍事鎮壓所造成的創傷無法輕易被治愈，于是，她于1989年移居到了美國德克薩斯州的奧斯汀，在那里與《Posdata》和《Letras Libres》雜志合作。她經常在墨西哥和烏拉圭之間往返，這是她作為知識分子的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這些年也是她多產的歲月；她撰寫并出版了大量作品，其中包括《永恒的夢境》（Sue?os de la constancia，1994年）《對不可能的謀求》（Procura de lo imposible，1998年）《無限的縮減》（Reducción del infinito，2002年）《屏風的ABC》（El ABC de byobu，2002年）《特萊瑪》（Trema，2005年）《空缺與篩選》（Mella y Criba，2010年）和《最小的雨夾雪》（Mínimas de aguanieve，2015年）。她在奧斯汀一直工作到2016年，隨后又重新回到烏拉圭，現居蒙得維的亞。

在伊達·維塔萊的詩歌中，知識主體的構建與現實主義之間存在著明顯的不相容性,但這并不意味著她采用了否認客觀現實存在的理想主義美學。與“批判一代”中的其他人一樣，維塔萊對世界持開放式的態度。不過，盡管她的詩歌為讀者提供了她個體性的見證，但她也是烏拉圭當代詩人中最不具自傳性的一位。她的詩歌鮮少描述具體的經歷，自我表達也非其核心目的。她反對將文學作為一種模仿式的體驗或具體世界的再現。因此，她在客觀性和主觀性之間尋求平衡；她既關注內心世界，也關注外部世界。

伊達·維塔萊的詩歌主題將思辨能力置于情感之上。因此，她的詩歌從根本上處于浪漫主義的邊緣，拒絕過分炫耀情感。安娜·卡瓦列（Anna Caballé）補充道，她的詩歌還揭開了反諷的神秘面紗，因其對確定性和現有定義持懷疑態度，她更喜歡制造問題、提出分歧、指出差異。因此，她所傳達的信息是隱晦的，需要讀者主動參與意義構建的過程，這絕非巧合，與其說是指代性的，不如說是暗示性的。然而，維塔萊絕非刻意晦澀難懂，讀者完全可以從表面上理解她的詩歌。在維塔萊的詩歌世界中，復雜的主題以一種濃縮的方式呈現，巧妙地捕捉到了詩化主體的物質性和神秘性、直接性和抽象性。

伊達·維塔萊的詩歌將知識主體放在首位，以表象本身為中心，不僅試圖讓所指變得可見，也試圖讓符號變得可見。拉斐爾·庫爾托瓦希（Rafael Courtoisie）認為，維塔萊始終關注詞語本身，因為詞語具有局限性，會編織謊言，但詞語的強度及其危險性卻成為了一種生命的狀態。從這種意義上來看，讀者見證了“語言的磨損”，并增強了對“語言有著暗示隱秘心境而非直抒胸臆的力量”的認知。維塔萊自己也曾坦言：“世界上有很多過于滿足的人，我們必須知道的是，我們總能更進一步；最重要的是，我們不能認為語言可以表達一切，語言所表達的是幽靈，是其他事物的幻影。”而她的詩歌恰恰試圖以簡潔的方式證實這種努力的實用性和美妙性。

原文發表于Latin American Literature Today,第12輯

原文作者：Katherine M. Hedeen, Víctor Rodríguez Nú?ez

中文譯者：程顯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