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的本質是什么？語言與計算之間究竟是怎樣的關系？人文學界是否真的理解大語言模型的運作方式及其意義？近日，紐約大學德語系副教授、數字理論實驗室主任萊夫·韋瑟比（Leif Weatherby）的《語言機器：文化人工智能與剩余人文主義的終結》（明尼蘇達大學出版社，2025）出版。他認為，大語言模型實現了認知與語言、計算的分離，這一現象與早期結構主義理論相呼應。他試圖讓大家回歸結構主義這一多年前的語言學-文學理論框架，來理解今日所處的世界。

韋瑟比發明了“剩余人文主義”一詞，來描述當下的人機關系，主張我們應該積極、勇敢地重新思考人與技術的關系，而不是消極地退守到一個越來越小的“剩余”領地里，堅持一種脆弱的人類本質定義。

他指出，人文學界現在分為兩大陣營，質疑人工智能的一方認為人類語言的本質是“說話者意圖”，或認為語言即認知而非文字，大語言模型的輸出與語言的內在認知法則毫無關聯。正是抱有這樣的觀念，所以有了“機器能完成X，但人類能做得更優或更‘真實’”的邏輯。而全面擁抱人工智能的一方則已接受了機器優于人類的前提，只關心人類如何在超級智能時代生存。

在韋瑟比看來，雙方都沒有真正關注技術本身，并且都預設了一個不可逾越的人機鴻溝，這種思維反而阻礙了對語言本質的深入理解。

大語言模型的整個系統基于文本運行，語言傳遞所依賴的聲音元素不復存在，我們面對的是純粹文本符號（token）與特定數學方法的交互。這讓韋瑟比自然而然地轉向索緒爾以來的結構主義。他在一篇采訪中（JHI blog）做了詳細介紹。

結構主義將語言視為語言符號相互關聯的完整體系。這一體系具有動態性，意義由整體系統而非單一“指稱”決定。也就是說，系統并非由“巖石”“母親”等指稱堆砌而成的總和。意義是由系統內部關系決定的，系統衍生出語言的指稱功能及其他局部功能。

大語言模型的訓練方式與之高度相似：海量文本經預處理壓縮為矩陣模型，查詢時便從中采樣。大語言模型實現了認知與語言、計算的分離。因此，結構主義語言觀與大語言模型有一個核心共通點，即語言具有本體性，其動作獨立于心理學、形而上學或邏輯學的范疇。結構主義也最透徹地闡釋了語言非全然屬人的特質。

韋瑟比同時指出，索緒爾的語言價值論與馬克思的價值理論存在平行關聯。詞語的價值由其在整個語言矩陣中的位置決定——即“不存在實質內容”——這恰恰與馬克思對價值與價格問題的思考方式一致。

當前寫作、藝術與高等教育遭遇的“危機”，其根源正是人類難以區分大語言模型與人類的文本輸出。而韋瑟比卻說，這充分證明我們已在最本質層面捕捉了語言，證明了語言結構與數學結構有著更深層次的契合。并且，大語言模型讓人類首次以量化的方式觸及文化整體的分布，必將拓展我們觀察真實文化系統運作的能力，而人工智能也終將具備文化屬性。

韋瑟比相信，結構主義還有許多理論潛能有待發掘，如雅各布森、巴特乃至德里達對控制論的涉獵，就很值得進一步發展，以解釋當下現實：如今，數字與文字在系統層面協同運作，無需明確的概念介入即可產生交互并輸出成果。

韋瑟比稱自己的新著是本“理論書”而非歷史研究，旨在發展一種“剝離認知的語言與圖像”的混合理論，整合文學理論、認知科學和數據科學。他希望能建立一個研究所有意義生成形式的“普遍詩學”。

他認為，這是人文學科回應人工智能挑戰的世代機遇——數據科學已跨入人文領域，人文學者需要正面回應，而非躲在那些過時的術語背后。一個心照不宣的現實是，人文學者在“過去一兩代人之前，已退出這類問題的嚴肅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