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西班牙文學迎來重新回望歷史的時刻，以及對歷史記憶與社會敘事的反思。在“遺忘協定”的長期影響下，歷史不再是塵封的過去，而是尚未終結的現實。不同代際的作家持續書寫復雜現實，女性經驗更加豐厚，歷史敘事成為理解當下的鏡面，類型邊界也在不斷打開。文學在回應現實的同時，守護著對人性與經驗的深度關注。

當代社會的病理診斷

薩拉·梅薩（Sara Mesa，1976-）是當代西班牙文學中重要的社會批判聲音之一。2025年初推出的新作《對抗》延續了她長期關注的主題：權力如何在日常關系中運作，制度又如何塑造甚至吞噬個體。小說以一名年輕女性通過公務員考試進入行政部門為起點。書名的雙關意味貫穿始終：既指全民化的公職考試焦慮，也指主人公對僵化體系注定失敗的反抗。主人公薩拉·比利亞爾瓦口齒不清，被同事戲稱為“薩達”，卻無力辯解。她的工作充斥著無意義的等待：“在那個門前等待，成了我工作的一部分……盡管實際上我什么都沒做。”在這里，她逐漸意識到性別的隱秘分工，例如女性更適合“充人數”。在這里，“實施”取代“做”，“接收”優于“收到”，行政術語擠壓了自然表達，而語言的異化最終指向人的異化。小說延續了西班牙文學關注官僚制度的傳統，從19世紀拉臘的《請您明天再來》到貝尼托·佩雷斯·加爾多斯筆下的公務員群像。梅薩的當代視角更為尖銳：當個體為了“穩定”交出自主性，在例行公事中逐漸喪失批判能力時，人性與自由還剩下多少空間？

而更根本的問題隨之浮現：這些將人異化的制度本身從何而來？安德烈斯·巴爾瓦（Andrés Barba，1975-）的《巴姆兔的興衰》做出了寓言式回應。在幽暗的“大兔穴”深處，他架起一臺解剖政治文明的顯微鏡。敘述者“小白”原本是一只被遺棄的家養兔子，它為一只眼神迷離、滿身傷疤的流浪兔起名為“巴姆”。被賦予的名字將它從混沌群體中區分開來，讓它開始意識到自身的不同；私欲與權力也在差異中悄然萌芽，兔群隨之卷入位階與服從的噩夢。巴爾瓦精準捕捉到權力如何借助“廢墟”與“神跡”確立自身：當同伴被黃鼠狼撕裂，巴姆將死亡轉化為神圣祭禮，將恐懼升華為忠誠；當兔穴進入寧靜而豐饒的穩定狀態，兔群卻因安穩而窒息。對“幸福靜止”的厭棄，迫使它們編造“鼴鼠入侵”的陰謀論，并發動一場荒誕戰爭。在以兔群生命周期壓縮展開的政治演化中，巴姆不再是傳統的鐵腕統治者，而成為一個虛無的權力符號。它的權威一半來自帶著傷疤的皮囊，另一半則來自追隨者們“渴望被奴役”的潛意識。巴爾瓦用這個自我完成的敘事閉環，為現代民主制度的信任危機撰寫了一部殘酷的啟示錄：在幽深的坑洞里看到的不僅是兔子的身影，更是人類在親手挖掘的制度陷阱中，那雙因恐懼、狂熱而逐漸渾濁的眼睛。

歷史的裂隙與記憶的抵抗

2025年的西班牙歷史小說，已告別單純的“史實再現”，轉向對記憶的追問。民主轉型期為避免社會撕裂而達成的不追究罪責的默契，仍影響著社會結構與公共話語，歷史成為尚未完成的現實問題。阿圖羅·佩雷斯-雷維特（Arturo Pérez-Reverte，1951-）時隔十四年重啟的“阿拉特里斯特”系列第八部《巴黎使命》，將老去的上尉置于17世紀巴黎暗潮之中：他受貴族委托執行秘密使命，卷入權力博弈。密探、宮廷陰謀、宗教沖突與暗殺接踵而至。過去憑直覺和膽識馳騁戰場的雇傭軍，如今頻頻停頓，反復審視自身選擇。小說展現了他在權力漩渦中的應對與掙扎，也讓讀者看到忠誠、勇氣與榮譽在現實面前的脆弱性。每一次拔劍、每一次決斷，都帶來不可抹去的痕跡，阿拉特里斯特也第一次體驗到悔恨。忠誠、友情、勇氣與榮譽不再自動生成傳奇光環，而是灰色現實中維系尊嚴的底線——英雄不是理想化的化身，而是那些滿身瑕疵、卻在極端困境中仍能做出令人欽佩選擇的人。

憑借《時間的針腳》確立廣泛讀者基礎的瑪麗亞·杜埃尼亞斯（María Due?as，1964-）在新作《若有一天我們歸來》中，將視線投向法屬阿爾及利亞的西班牙“黑腳”（pieds-noirs）移民。這些在法國殖民統治時期出生或長期居住在北非的歐洲人后裔，在阿爾及利亞獨立后被迫返回歐洲，卻往往既不被故土接納，也無法真正融入新環境。小說從20世紀20年代的奧蘭寫起，一名使用假名的年輕女子踏上海岸，她沒有宏大的目標，只有一個近乎本能的動機：活下去。小說通過洗衣房、煙草廠和雇傭家庭等場景，展現普通移民在殖民結構中的位置。女性的身體既是勞動力，也是交換和約束的對象。主人公不斷更名，卻始終無法獲得一個穩定的身份。小說最有力量之處，在于拒絕為這種女性經驗賦予道德光環。主人公既非值得景仰，也談不上墮落，她的每一次選擇都貼近具體處境。去英雄化的書寫更像是一幅歷史側影，讓我們看到那些未被寫入紀念碑卻在殖民與戰爭中夾縫生存的個體。

而在本土敘事中，對“被壓制記憶”的追問呈現另一種形式。塞爾希奧·維拉-桑胡安（Sergio Vila-Sanjuán，1957-）的小說《哥特區的秘跡》，將該主題巧妙融入懸疑敘事。這部榮獲2025年費爾南多·拉臘長篇小說獎的作品，從即將退休的文化記者維克多·巴爾莫拉收到的匿名信開始。他在哥特區穿行，調查的并非單一罪案，而是一連串通向往昔的印記：被盜的宗教圣物、封存在舊宮殿墻體中的遺骸，以及與數十年前一樁女性失蹤案相關的零散線索。哥特區首先是可以行走的空間。巴爾莫拉從主教座堂出發，踏過潮濕石階，穿過逼仄巷道，拐入光線昏暗的街角。游客與紀念品商店并列，修復后的立面光潔得近乎失真，城市顯得秩序井然，仿佛歷史已被妥善陳列。調查卻在表象之下展開：檔案館中泛黃的報紙、被刪改的舊報道、只剩零星名字的聚會照片，喚回上世紀70年代的反主流文化圈。失蹤女性只在傳聞、誤解與沉默之間閃現，線索屢屢中斷，空白比證詞更醒目。失蹤案既未被寫進官方敘事，也未真正消失，只在城市縫隙中留下痕跡。懸疑不再以謎底為終點，而成為持續追索：在被不斷修復與消費的城市景觀中，究竟哪些記憶得以陳列，哪些經驗仍停留在暗處？

重新觀看世界的女性書寫

2025年的女性書寫，更像是在重寫“觀看的方式”。女性不僅成為敘事的主體，更質疑并改寫那些長期規定“誰有資格觀看、如何觀看”的權力結構。瓦內薩·蒙福特（Vanessa Montfort，1975-）的《托法娜》將目光投向被史書和傳說稱為“連環殺手”的朱莉婭·托法娜。她制售名為“托法娜之水”的毒藥，幫助深陷暴力婚姻的女性擺脫丈夫，而在天主教會禁止離婚的時代，這種解脫只能通過謀殺實現。蒙福特通過審訊記錄與多重證詞交錯展開敘事，在“當下的審判”與“自1620年展開的往昔”之間來回切換，過去并非靜止事實，而是在權力話語中被不斷改寫。女性在那個時代首先被界定為“有缺陷的身體”，被納入神學與父權秩序。當觀念早已將女性視為原罪的承載者，暴力便獲得道德外衣；甚至在某種邏輯下，殺害女性不再被視為犯罪，而被解釋為恢復神圣秩序的必要之舉。在這樣的結構中，托法娜為受困女性提供出路的行動，被權力話語迅速轉化為對秩序的威脅。蒙福特并未幫托法娜開脫，她更關心的是剖析一種結構性的歷史邏輯：當女性長期被排除在敘述與權力之外時，個體的反抗往往被迫走向極端。小說也提醒讀者，所謂“罪”與“正義”從來不是抽象概念，而是在特定權力結構中被界定與塑造。

蒙福特重審歷史中的女性“罪與罰”，露西婭·索利亞·索夫拉爾（Lucía Solla Sobral，1989-）的處女作《花將入喉》則關注日常生活里更隱蔽的權力結構：親密關系中的心理控制。小說講述年輕女性瑪麗娜在父親去世后的脆弱期，與年長二十歲的海梅逐漸建立關系。海梅并非典型施暴者，他關心、規劃、照料瑪麗娜的生活，卻一點點侵蝕她的自主邊界。小說并不以沖突或爆發呈現暴力，而通過沉默、暗示、內疚與自我懷疑，讓心理虐待在日常中緩慢運作，低強度卻持久地削弱人的主體性。索夫拉爾不斷探索愛與控制的界限。小說中反復出現的自然意象，比如森林、植物、泥土，既是瑪麗娜的庇護所，也是她反抗的空間。滋養不意味著絕對順從，而是重新奪回身體與感知的姿態。作品迅速獲得西班牙國家電臺“批評之眼”文學獎和卡拉莫年度圖書獎。正如批評家比維安娜·科利亞多所言，這是一部描繪女性“在愛情之后漫長而痛苦的回歸自我之旅”的《奧德賽》。

皮拉爾·阿東（Pilar Adón，1971-）的短篇集《憤怒》則將這種對心理控制的洞察推向更早的源頭：那些在成長過程中被壓抑、被規訓、被要求“消失”的女性憤怒，究竟如何在心理深處留下印記？十八個故事大多聚焦童年末期或青春期早期的女孩，她們被期待“溫和、順從、討人喜歡”。在這樣的規范中，憤怒、羞恥與復仇幻想逐漸積累。阿東認為，女性自幼接受的“討好型教育”，讓她們在表達自我或反抗時伴隨莫名罪惡感，書中的憤怒正是對此的文學回應。故事中，封閉的家庭、孤僻的學校或鄉村宅邸既提供安全感，也可能成為牢籠。憤怒、羞恥與恐懼交織，讓日常生活的細微瞬間充滿張力。在《甜蜜世界開啟》中，她寫道：“她知道什么是恨，而在那一刻，自然正在恨她。”通過將內在情緒投射到外部世界，精準捕捉少女試圖理解自身憤怒時的迷茫與錯位。《白巖，藍底》中又寫道：“一種自然的憤怒，讓她想到自己和她的癲狂發作。”反復出現的“自然”暗示憤怒并非病態或失控，而是對壓抑性環境的本能反應。這是一部微觀心理圖譜，也是對社會規范與家庭秩序的敏銳思考。在阿東看來，真正的寫作恰恰發生在角色開始質疑自身位置、偏離社會期待的時刻，這正是女性重新觀看世界與自我的起點。

存在之問的持續追索

在社會批判與歷史書寫之外，2025年的西班牙文學還有另一條脈絡：幾位重量級作家的回歸之作，分別指向信仰、衰老與經典閱讀。這些古老而永恒的問題，在高度量化的時代重新獲得了追問的迫切性。哈維爾·塞爾卡斯（Javier Cercas，1962-）的新作《世界盡頭的上帝之瘋子》聚焦信仰這一敏感而普遍的人類經驗。書中圍繞兩個關鍵問題展開：死亡是否意味著徹底的終結？在現代社會，信仰為何仍然具有持續的吸引力？前者源于作者的家庭經驗，與其母對逝去親人的牽掛緊密相關；后者則通過與教會人士及普通信徒的交流，被放置在更廣闊的社會與文化語境中。塞爾卡斯延續了一貫的寫作姿態，將不確定性本身保留在敘事之中。他在新書發布會上坦言，這部小說動搖了他對自身立場的篤定。在文體上，作品融合紀實敘述、隨筆、訪談片段與思想札記，形成多聲部結構，也始終保持觀察者距離。在他看來，文學的職責不在于作出道德裁決，而在于通過理解為反思提供工具。書名中的“瘋子”象征信仰與理性之間的對立，“世界盡頭”既是地理意義上的遠方，也隱喻現代文明中被忽視的精神邊緣。這部獲得2025年歐洲圖書獎的作品，更像是一次關于意義、有限性與人類精神邊界的文學考察。

霍爾迪·伊巴涅斯·法內斯（Jordi Ibá?ez Fanés，1962-）的新作《晚安，貓頭鷹》，借助間諜小說的類型外殼，將一位年邁的哲學教授置于充滿表演性的任務之中，看似戲劇化的情節實則構成對“老去”這一身份標簽的拆解。作家沒有將老年描繪為單向的衰退或撤退，而是呈現為逼近智慧與自我澄明的階段。間諜行動的設定制造出緊張感，卻也更深層地指向時間意識的重構：當社會以效率與生產力衡量個體價值時，老年主體如何重新定義自身的能動性與尊嚴？在幽默與憂傷交織的敘事中，衰老不再只是生理現實，而成為一場關于記憶、身體與思想邊界的不斷追問。安東尼奧·穆尼奧斯·莫利納（Antonio Mu?oz Molina，1956-）的新作《塞萬提斯的夏天》則把追問轉向閱讀本身。這部介于文學批評與個人回憶之間的作品，歷時多年完成，融合了作者對《堂吉訶德》的閱讀體驗與自身生命的感受，展示這部巨著如何在不同階段塑造讀者的理解與感知。通過童年回憶和對經典文本的反復詮釋，穆尼奧斯·莫利納不僅重申經典閱讀的持續生成性，也強調閱讀是一種時間性的實踐，意味著沉潛、回望與自我修正。在屏幕與算法主導注意力分配的時代，閱讀不再只是文化消費，而是一種抵抗碎片化經驗、重新建立主體內在連續性的方式。

短篇的回歸與類型的突破

2025年，西班牙短篇小說創作明顯回暖，多位重要作家推出短篇集或類型敘事實驗作品，在題材、結構與敘事策略上的探索既承接傳統，也回應當代經驗。當代西班牙文學代表性短篇小說家、2023年西班牙國家文學獎得主克里斯蒂娜·費爾南德斯·庫瓦斯（Cristina Fernández Cubas，1945-），時隔十年推出新作《看不見的東西》，由六個短篇組成，延續并凝練了她長期關注的“邊界”主題。在她的寫作中，引發不安的并非異常事件本身，而是現實在缺乏明確征兆的情況下逐漸失去其可解釋性。開篇故事《你是瓊，我是貝蒂》通過對經典電影《寶貝簡怎么了？》的反復重演，為整部作品集確立了基調。兩位年邁姐妹在昏暗的公寓中不斷復制青春時期的影像記憶。作家關注的并非懷舊本身，而是一個危險的臨界點：表演不再只是模仿，角色開始反向塑造甚至吞噬扮演者，而原本作為“游戲”的行為也逐漸失去可控性。作品展現出費爾南德斯·庫瓦斯對短篇結構的高度自覺：她有意削弱因果鏈條，嚴格限制敘述視角，并賦予細節以不成比例的敘事重量，從而在文本中制造出一種低強度但持續的心理壓迫。故事回避高潮式揭示，也不走向封閉結局；不確定性在敘述終止后仍繼續發酵，延續了從愛倫·坡到卡夫卡的現代短篇傳統。

費爾南多·阿蘭布魯（Fernando Aramburu，1959-）憑借長篇小說《沉默者的國度》贏得國際聲譽，而他2025年出版的短篇集《倒下的人》則顯示出他在短篇領域同樣成熟且克制的敘事功力。十四個短篇聚焦在日常生活中看似平凡卻承受心理壓力的人物：暫時離開病中的父母獨自去公園拍攝松鼠的女性，聲稱替兄弟報仇的年輕人，在購買二手大玩偶時有意外發現的父親，以及在公共場合倒下卻無人及時援助的人。阿蘭布魯以簡潔克制的語言，細膩描繪孤獨、誤解與難以啟齒的內心情感，在焦慮、恐懼、荒誕與幽默之間轉換，讓人物在有限篇幅中展現脆弱與偏執。因瑪·佩萊格林（Inma Pelegrín，1969-）的《霧》將認知的不穩定性融入鄉村驚悚的類型框架。故事發生在干旱封閉的鄉村，主人公加比患有面孔失認癥，無法辨認他人，卻要去追查一樁只能由熟人犯下的謀殺案。在追查真相的同時，加比無法確認身邊的人，也無法完全信任自己的感知。“霧”既是氣象現象，也成為認識論的隱喻，遮蔽的并非事實，而是確認事實的可能性。作品斬獲2025年光明小說獎，通過懸疑與心理描寫，持續挑戰對確定性的信念。

當對感知與認知穩定性的懷疑不斷累積，問題最終不可避免地指向更為根本的層面：何為人類，何為人性的邊界？羅莎·蒙特羅（Rosa Montero，1951-）以科幻敘事回應了這一終極追問，《難纏的動物》為其歷時十四年創作的反烏托邦偵探系列畫上句號。以復制人偵探布魯娜·胡斯基為主角的四部曲，是西班牙當代文學中罕見的嚴肅科幻力作。到了終章《難纏的動物》，布魯娜經歷了根本性的身份蛻變：用戰斗型技術人類的全部壽命，換得一具脆弱的計算型仿生人軀體，卻也因此獲得新的九年生命。通過這一設定，蒙特羅構建出未來馬德里的“地球合眾國”：技術人類的短暫壽命、零地帶的階級分化、民粹幽靈與信息泛濫，無不映照現實社會的緊張與鴻溝。貫穿四部曲的核心母題包括時間的流逝、對他人的依賴、面對死亡的激情，并在布魯娜身上凝聚成對生命的有限性和情感的必要性的認識。在日益非人化的世界里，恰恰是這個“非人”的復制人展現出最深刻的人性。在人工智能迅速發展的當下，蒙特羅的追問或許正是我們最迫切需要面對的現實。

2025年的西班牙文學，并未試圖用宏大敘事覆蓋現實的裂隙。無論是對歷史英雄的重新審視，對殖民邊緣生命的打撈，對城市記憶的追索，還是對女性憤怒與心理規訓的拆解，這些作品都在不同層面觸摸那些仍在發酵的經驗。它們不急于給出確定的答案，也不把復雜問題簡化為立場選擇，而是在人物的猶疑、傷痕與反抗中，讓讀者重新面對歷史與當下的糾纏。也許正是在這種克制與堅持之間，文學保留了它應有的力量。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外國語學院西班牙語系教師、世界文學與全人類共同價值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