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布斯逝世于1679年12月4日，離他的九十二歲生日只差四個月。假設他的壽數僅此一半，逝世于1630年代中期，則又當如何？那么一方面，比照同樣出生于1588年的人的平均壽命，他仍然多活了將近十年；但是另一方面，他根本不會作為一位政治哲學家而彪炳史冊。他自己在《論公民》的序言中告訴我們，直到1630年代后期，內戰迫在眉睫的當兒，他才覺得必須加入此時已經沸反盈天的關于主權之權利（rights of sovereignty）和臣民之義務（duties of subjects）的論戰了。在此以前，由于他基本上是一個在文藝復興人文主義文學和文化熏陶中成長起來的人，所以他的興趣和知性成就也更加典型地屬于那個范疇。

從霍布斯的第一位傳記作者約翰·奧布里的筆下，我們得知，霍布斯在孩提時代接受了全面的古典教育。他的家庭教師是一個叫作羅伯特·拉蒂默（Robert Latimer）的年輕人，此人當時剛剛從牛津大學取得了學位，奧布里將其描述為“一個不錯的希臘學家”。霍布斯從八歲到十四歲一直就教于拉蒂默，其間學完了伊麗莎白一世時代語文學校通常要求六年內完成的課程。奧布里還說，霍布斯“從學業中獲益良多”，乃至學習期滿的時候，他于1603年初“以一名優秀的中學生資質進入了牛津的抹大拉堂學院”，此時他連十五歲生日都還未到。這個年齡考取大學委實是非常之小，但是顯然，霍布斯此時已經極其出色地掌握了那個時代考大學所需要的最基本知識，即語言學方面的訓練。奧布里告訴我們，霍布斯在去牛津上學以前，將歐里庇得斯的劇作《美狄亞》（Euripides，Medea）用韻文體翻譯成了拉丁文，作為離別禮物，饋贈給他的那位恩師。

霍布斯后半輩子談起自己的牛津歲月，總喜歡說它并無多少好處，反而打斷了他的嚴肅的知識追求。他在韻文體自傳中告訴我們，他不得不浪費光陰，去聽什么經院邏輯課和亞里士多德物理課；他還極盡嘲弄地補充說，這些課程大都超出了他的智商！然而，如果我們查閱一下霍布斯就讀牛津大學期間該大學實施的校規，我們會發現，他的回憶或多或少歪曲了該大學當時執行的教學大綱。在1564—1565年興起的人文學科改革之下，霍布斯肯定用了兩個學期閱讀拉丁文文獻，包括賀拉斯、維吉爾和西塞羅的著作；接下來又肯定用了四個學期攻讀修辭學，其中的必讀文本包括西塞羅的演說和亞里士多德的《修辭學》。他肯定也按要求參加了學校開設的公共課，由此聽了一些額外的修辭課（西塞羅和昆體良），還聽了一些古典文學課（包括荷馬和歐里庇得斯），以及一些哲學課（包括柏拉圖的《理想國》和亞里士多德的《倫理學》）。在他那個時代，牛津大學的課程表在很大程度上立足于文藝復興人文研究（studia humanitatis）的五個標準元素：首先是語法研究，然后是修辭學、詩學、古典史學和道德哲學。

1608年霍布斯從牛津畢業以后，旋即往赴德比郡的哈德威克府，為卡文迪什男爵（Baron Cavendish）服務。1618年，卡文迪什男爵受封伯爵，成為德文郡伯爵（Earl of Devonshire）一世。他聘請霍布斯擔任其長子的家庭教師，爾后這位長子又于1626年繼承了伯爵位，成為德文郡伯爵二世；當時霍布斯正擔任著他的秘書，已經過上了一種平靜的學者式的生活。霍布斯在韻文體自傳中告訴我們，他的這位昔日弟子“在此期間始終給我提供了閑暇，還提供了各類書籍供我研究之用”。哈德威克府的圖書館現有一份圖書目錄，是1620年代末霍布斯親自編纂和親筆書寫的，目錄表明，他可以接觸到浩瀚的藏書，不僅包括希臘文和拉丁文的重要古籍，以及好幾百卷霍布斯后來蔑稱為“經院神學”的書籍，而且包括一大批時興的人文主義著作。這份目錄中羅列著彼特拉克（Petrarch）、阿里奧斯托（Ariosto）、塔索（Tasso）等人的詩作，圭恰迪尼（Guicciardini）、馬基雅弗利（Machiavelli）、雷利（Raleigh）等人的歷史著作，還羅列著一批文藝復興時期道德理論方面的名著，如莫爾的《烏托邦》（More， Utopia）、伊拉斯謨的《格言集》（Erasmus， Adagia）、卡斯蒂奧內的《廷臣書》（Castiglione， Cortegiano）、培根的《論文集》（Bacon， Essays）、瓜佐的《民間對話》（Guazzo， Civile conversazione）等等，不一而足。

1620年代，霍布斯本人的知性志趣開始迅速膨脹，最初，他全力以赴地探索人文研究（studia humanitatis）中的三個核心元素：修辭學、詩學、古典史學。在修辭學方面，霍布斯的主要撰述是將亞里士多德的那部修辭學專著翻譯成拉丁文；1637年另有一種英譯本匿名面世，題為《修辭學概要》（A Briefe of the Art of Rhetorique）。霍布斯作為詩人的成就，主要體現于他的詩作《山峰奇觀》，那是一部六音步史詩，長達五百行左右，大致發表于同一時期，雖然約摸十年之前就已寫成。然而，霍布斯對人文學科的一份最經久不衰的貢獻，卻是以一名古典史學者的身份而作出的，1620年代初期，他著手將修昔底德歷史著作的全本翻譯成英文，以《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為題，于1629年出版。這部巨著確屬上乘之作，據霍布斯本人說，專家們對它“不吝溢美之詞”。

通過上述幾部著作中的兩部，霍布斯也對語法研究作出了一份貢獻，而語法則是人文研究（studia humanitatis）中首要的、基礎性的元素。舉凡當時的人文學者提到語法藝術（ars grammatica），他們指的就是對拉丁文和希臘文典籍的閱讀能力和模仿能力。他們將這些技能奉為文化圭臬，反過來，這又部分地解釋了為什么翻譯藝術在文藝復興時期能夠享受如此崇高的威望。霍布斯早年便熟練掌握了這門藝術，他不僅通過他的《修辭學》譯文展現了他將希臘文翻譯成拉丁文的能力，而且通過他的修昔底德譯本展現了直接將希臘文翻譯成英文的一種更實用的能力。1620年代后期，他又擔當了一次將拉丁文轉化為英文的艱難譯事，完成了一篇有關“國家理據”（reason of state）的譯稿，其原作是一篇發表于1626年的論文，題為《第二密諭》（Altera secretissima instructio）。當時并無任何更早的譯本可供參考，霍布斯獨力展現了翻譯一篇難懂的、浮夸的塔西佗式文本的高超能力。

霍布斯的修昔底德翻譯表明，他更深入、更令人矚目地成為人文主義文學實踐的忠實愛好者。他的譯本有一幅恢宏的扉頁畫作先導，以期表達修昔底德論述中的一部分主題。時至霍布斯寫作的年代，這種對配圖文字的興趣已在人文主義文化中發展成為一種深深的迷醉，這主要是受了昆體良的一個重要論點的影響，昆體良主張，我們打動和說服一群受眾的最有效手段，永遠是向這群受眾的全體成員提供一個意象（imago）或圖畫，描繪我們希望他們牢記不忘的東西。昆體良的主要興趣在于語言意象（verbal imagery）論，因此也就是在于比喻和借喻所蘊含的說服力。事實證明，語言意象論又導向了一個僅僅咫尺之遙的新主張，即：視覺意象（visual images）也許能比語言意象發揮更強大的效力。1638年，弗朗西斯庫斯·尤尼烏斯在《古代繪畫》一文中提出，雖然一位雄辯的演說家和一位嫻熟的畫家都可以被說成“具有打動和驅動我們思想的潛在力量”，但是視覺意象的影響力是如此巨大，以致它們總能比語言意象“更加奏效”。

此中一個顯而易見的蘊涵是，抓住人們注意力的最有效手段應當是雙管齊下，在同一時間訴諸他們的眼睛和耳朵。反過來，這種觀念的盛行又部分地解釋了一種新型圖書——Emblemata或曰寓意畫書——在16世紀后半葉的大行其道。這一新動向的排頭兵是人文主義法學家安德烈亞·阿爾恰多，他的《寓意畫集》于1531年在奧格斯堡面世，然后反復重印，在他去世的1550年，里昂發行了此書的拉丁文定版。阿爾恰多將啟迪性的圖像與解釋性的詩行并置在一起，這種圖文并茂的技巧首先是被法國人趨之若鶩，其中的急先鋒包括紀堯姆·德·拉佩里埃，他的寓意畫書《巧妙的劇院》于1540年面世；還包括人文主義法學家皮埃爾·庫斯托，1560年他的《皮埃爾文集》開風氣之先，收納了一些圖文并茂的“哲學論述”。進一步的革新是由若爾熱特·德·蒙特奈引發的，她于1567年出版了一部嚴格加爾文主義的寓意畫書，首次在此類著作中采用了雕版插圖，以取代先前更為簡單的木刻畫。與此同時，在寓意畫書的發展過程中，意大利流派仍然保持了重要地位，繼續充當著道德思想、政治思想和宗教思想的載體。阿爾基萊·博奇的《論象征問題》于1555年出版，并于1574年再版。切薩雷·里帕的《圖像學》于1593年在羅馬出版，堪稱同類圖書中最具影響力的一部，它的意大利文版在17世紀前半葉又七次再版。這種圖書類型傳入英格蘭的日期也許可以定在1586年，當時杰弗里·惠特尼大力借鑒阿爾恰多的作品，創作了自己的《寓意畫選》。此后，在新世紀的最初幾十年，亨利·皮徹姆 （Henry Peacham）、弗朗西斯·夸爾斯 （Francis Quarles）、喬治·威瑟 （George Wither）等人也相繼出版了類似文本。

哈德威克圖書館的那份目錄表明，霍布斯可以讀到此種新興圖書中的一些著名代表作。在寓意畫書頻繁采用的傳統主旨與霍布斯本人的道德和政治主張之間，有若干個交集點值得研究。哈德威克圖書館藏有一本安托萬·拉費伊1610年的寓意畫書，也藏有一本同年在馬德里出版的塞巴斯蒂安·德·科瓦魯維亞斯（Sebastián de Covarrubias）的《道德寓意畫集》。在哈德威克圖書館的目錄中，還列有一個叫作《政治詞匯大全》（Thesaurus politicus）的條目，大概是指丹尼爾·邁斯納1623年出版的一本精美的寓意畫書，全稱為《政治學詞匯大全》，書中的道德訓喻與一系列描繪歐洲各城市的雕版畫交相輝映。

16世紀末，寓意畫的運用開始在英格蘭進一步發揚光大。正是在這個時刻，產生了后來得名為“漂亮扉頁畫”（comely frontispiece）的現象。令人矚目的是，其中幾幅最動人的扉頁畫的設計目的，是配用于這一時期開始涌現的一批希臘文名著英譯本和拉丁文名著英譯本。一個早期例證是托馬斯·諾思（Thomas North）翻譯的普魯塔克著作《希臘和羅馬偉人傳》，其標題頁就配有一幅寓意畫。一例更復雜的寓意畫扉頁可在菲利蒙·霍蘭（Philemon Holland）1600年翻譯的李維著作中找到，還有一例扉頁畫可見于霍蘭1606年翻譯的蘇埃托尼烏斯的著作。另一例扉頁畫則還要復雜一些，見于托馬斯·洛奇1620年翻譯的塞內卡（Seneca）著作。

哈德威克圖書館收羅了所有這些書籍，還收羅了不少配有格外精美的寓意畫扉頁的同時代著作，包括弗朗西斯·培根的《知識的進步》（Advancement of Learning）和羅伯特·伯頓的《憂郁癥剖析》（Anatomy of Melancholy）。當霍布斯為自己的修昔底德譯本添加一個同樣精美的扉頁畫時，他由此而加入了“視覺雄辯術”（visual eloquence）這一業已確立的人文主義傳統。他相當敏捷地抓住了機會，利用大眾認可的寓意畫書形式，去凸顯修昔底德《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的所謂道德教益。如果我們看一看他的這幅扉頁畫（圖1），我們會發現，它鼓勵我們去橫看文字、豎看圖，去冥思伯羅奔尼撒戰爭爆發時阿希達穆斯（Archidamus）與伯里克利（Pericles）——即交戰雙方的領袖——之間的對峙，同時去反思他們兩人迥然不同的統治之道。在阿希達穆斯圖像的下方，我們看到斯巴達的貴族們（Aristoi）在同他們的國王主動商討國是；而在佩里克萊斯圖像的下方，我們看到雅典人民在被動聆聽（也有些人不聽）居高臨下的長篇演說。正如霍布斯后來在《法的原理》中闡述的那樣，在民主政體之下“根本無法商討和咨議國是”，因此，“民主政體（democracy）實質上不過是一種演說家們的貴族政體（aristocracy），間或穿插著其中一位演說家當政的短暫君主政體（monarchy）”。

霍布斯后來的公民哲學（civil philosophy）著作表明，他以視覺手段表現其政治理念的熱情絲毫未減。這件事本身就值得注意，因為我們在當時的其他政治理論巨擘身上未能找到同等的興趣。譬如，博丹（Bodin）從未以寓意畫形式概括自己的論說，巴斯克斯（Vázquez）、蘇亞雷斯（Suárez）、阿爾特胡修斯（Althusius）、格勞秀斯（Grotius）也沒有。與他們相反，霍布斯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之后又讓我們繼續看到了兩個迷人而復雜的寓意畫扉頁，首先是在1642年的《論公民》中，畫面上的一個主要形象與自由女神（Libertas）有關；然后是在1651年的《利維坦》中，此畫試圖將國家表現為虛擬人（persona ficta）的形象。要想解讀霍布斯的自由與義務理論，就絕不能忽視他對自己論點的這些視覺表達，我將在下文的適當之處對它們一一加以分析。

托馬斯·霍布斯（1629年），《伯羅奔尼撒戰爭史》，倫敦，扉頁畫

1629年霍布斯出版了修昔底德英譯本之后不久，他的知性志趣開始發生顯著的變化，其間他在很大程度上拋棄了他早期全力投入的人文研究。然而，即使在這一時期，他也沒有馬上將眼光轉向政治哲學方面的問題。1630年代初，在他擔任德文郡伯爵三世的家庭教師期間，他日益沉     浸在伯爵的兩位堂兄弟——查爾斯·卡文迪什爵士（Sir Charles Cavendish）及其兄長紐卡斯爾伯爵（Earl of Newcastle）——開展的科學實驗之中。1634年至1636年間，霍布斯陪同年輕的德文郡伯爵三世在法國和意大利進行教育泛游，1634年他們逗留巴黎期間，霍布斯結識了馬蘭·梅森（Marin Mersenne），后來他在韻文體自傳中將梅森描述為“一個軸心，科學界的每一顆星辰無不繞其旋轉”霍布斯回憶道，“日日與梅森交談思想之后”，他覺得深受鼓舞，亟欲去研究物理法則，尤其是考察運動（motion）現象。“我開始竟日思考事物的本質，無論在船上、在馬車上，還是在馬背上，都不中輟。結果我終于明白了，整個世界只有一樣事物是真實的——盡管它毫無疑問受到了多方面的歪曲。”后來他一直堅持認為，這唯一的真實的事物不是別的，正是運動：“這就是為什么任何希望認知物理的人都必須首先致力于研究這一現象的原因。”

反過來，上述發現又使霍布斯達成了一個他自詡為根本洞見的看法：整個運動領域——“因而也就是整個哲學類屬”——僅僅由三種元素組成：Corpus、Homo、 Civis，亦即物體、人、公民。霍布斯解釋說，正因為此，他所矢志投身的研究工作將以物體的“各種類型的運動”為開端，以“人的內在運動和心靈的秘密”為中間階段，以“治政和司法的福祉”為終點。確立了這個大框架之后，“我決定就這三個主題各寫一本書，于是開始每天收集我的資料”。

然而就在這一刻，霍布斯忽然覺得必須放棄他的宏偉計劃的原定順序，而將精力集中于原定步驟的最后一步，去研究政府和司法（government and justice）問題。至于這次改變研究方向的原因，他后來在1647年再版的《論公民》中添加了一個序言，對此提供了最充分的解釋：

此前我已經聚合了哲學的一批首要元素，并將它們提煉為三個部分，然后搦管一步步分而撰述之。不巧，我的祖國正值內戰爆發的前幾年，國人開始沸沸揚揚地討論起主權之權利和公民服從之義務的問題來，以此奏響了內戰的號角。這就是我為什么首先完成和發表我的思想體系之第三部分，而擱置其他部分的原因。其結果是，按順序排在最后一位的反倒在時間上搶了先。

此處霍布斯提到的這部著作，便是《法的原理，自然法和政治法》（The Elements of Law， Naturall and Politique）的原始本，其手稿完成于1640年5月初。霍布斯將這部《法的原理》題獻給紐卡斯爾伯爵，并在它的“書信體獻辭”中表達了一種愿望：紐卡斯爾伯爵或可借其社會地位之便，讓“那些與拙作之所論最有關聯的人們”來關注此作——其中大概也包括國王本人罷。《法的原理》直到十年以后才得以出版，不過霍布斯請我們放心：1640年它“雖未出版，但是許多先生已有抄本”。這篇“微不足道的英語論文”——如他的謙辭——包含了他對“諸多有關君主權力（regal power）問題”的研究，他認為這種研究“對本王國的和平而言是非常必要的”。

（本文摘自昆廷·斯金納著《霍布斯與共和主義民主》，管可秾譯，上海三聯書店，2026年1月。澎湃新聞經授權發布，原文注釋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