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時間：薩米拉·阿扎姆短篇小說集》英文版

近年來，隨著中國與阿拉伯世界文化交流的日益深入，巴勒斯坦文學作為世界文學圖景中一道深沉而堅韌的風景，正逐漸被中國讀者所熟識。加?！た{法尼、穆罕默德·達爾維什等作家的作品相繼譯介，讓我們得以聆聽來自那片土地的心靈回響。其中，有一個格外清越卻近乎寂寥的聲音——薩米拉·阿扎姆（Samira Azzam，1927—1967）。這位英年早逝的巴勒斯坦女作家，以其五部短篇小說集及諸多散篇，在阿拉伯現代文學史上鐫刻下獨特而深刻的印記。令人遺憾的是，直至今日，她的作品仍未有一部正式出版的中文譯本。這份空白，不僅是中國讀者認知版圖上的缺失，某種程度上，亦是一位本應被更多人看見的“偉大作家”在跨文化傳播中遭遇的“被遮蔽”命運。

2022年，《超越時間：薩米拉·阿扎姆短篇小說集》（Out of Time: The Collected Short Stories of Samira Azzam）在英語世界獲得關注，為全球讀者打開了一扇窗。這部譯本如同一把鑰匙，讓我們得以窺見阿扎姆那以細膩筆觸構筑的文學世界：那里沒有宏大的戰爭場面或激昂的政治宣言，有的只是巴勒斯坦難民營、黎巴嫩市井生活中普通人的喜怒哀樂、離散之痛與生存韌性。她的寫作，將歷史的巨變與民族的創傷，悄然融解于日常生活的肌理之中，升華為一種關乎人性尊嚴與精神抵抗的詩學。這對于同樣擁有深厚現實主義傳統與復雜歷史經驗的中國文學而言，無疑是一面值得深切觀照的鏡鑒。

薩米拉·阿扎姆（Samira Azzam，1927—1967）

薩米拉·阿扎姆的一生，與20世紀巴勒斯坦的苦難史緊密交織。她出生于阿卡一個受過良好教育的中產家庭，16歲便開始寫作。1948年的“納克巴”（大災難）徹底改變了她的命運，21歲的她被迫逃離家園，流亡至黎巴嫩。此后她在貝魯特從事教育、廣播、翻譯與創作，成為阿拉伯文學圈中活躍的聲音。她翻譯過賽珍珠、斯坦貝克等作家的作品，但最為傾注心血的，仍是短篇小說創作。1967年，目睹同胞再次大規模流離失所，悲憤交加的她銷毀了正在創作的長篇小說手稿《沒有邊界的西奈》。兩個月后，她在旅途中因心臟病突發去世，年僅39歲。那部未竟的長篇成為永久的遺憾，而她留下的《小事》《大影子》《時鐘與人》等短篇小說集，卻以其完整的藝術風貌，成為她文學生命的豐碑。

在長篇創作條件匱乏的流亡語境中，短篇小說因其篇幅短小、易于在報刊廣播中傳播，成了阿扎姆及其同代巴勒斯坦作家的主要敘事形式，堪稱一種文學的“輕武器”。阿扎姆正是用這“輕武器”，承載了時代與民族的千鈞重負。她的目光始終投向那些被歷史洪流裹挾的“小人物”——掙扎求存的婦女、心靈受創的兒童、困頓的知識分子、無名的勞工，通過對他們日常生存狀態精微而克制的描繪，讓戰爭和離散的殘酷性，從人物細微的動作、瞬間的思緒、無聲的犧牲中自然滲透出來。這種“以小見大”“以輕寫重”的藝術路徑，令人聯想到中國現代文學史上魯迅對國民靈魂的深刻剖析、老舍對市井百姓命運含淚的幽默、沈從文對鄉土人情溫情的凝視。盡管文化語境迥異，但那份對底層命運的深切悲憫、在苦難中發現人性光亮的執著，以及通過個體命運折射時代風云的現實主義精神，形成了跨越時空的深刻共鳴。

日常的詩學

阿扎姆的現實主義是內斂而充滿象征意味的。她擅長從看似平凡的日常片段中，挖掘出深邃的情感與存在困境，賦予其超越具體時空的普遍意義。這在其代表作中體現得尤為鮮明。

《犧牲的面包》以1948年阿卡一家戰地醫院為背景，講述了年輕士兵拉米茲與護士蘇阿德在戰火中萌生的愛情，以及他們最終面臨的殘酷抉擇。阿扎姆并未將人物塑造成簡單的英雄或受害者。醫院成為戰亂世界的微型縮影，救死扶傷的本職與個人情感的萌動交織，卻在極端環境下被迫導向一種令人心碎的“犧牲”。標題中的“面包”，既是維持生命最基本的物質，也可能隱喻著愛情、幸福乃至人性本身，在集體命運的巨輪下不得不作出的獻祭。蘇阿德這一形象尤其動人，她既是專業、堅韌的護理者，也是在恐懼與柔情中掙扎的普通女性。阿扎姆通過這個人物展現了戰爭對普通人情感與倫理世界的無聲撕裂，其力量不亞于任何直接的控訴。她側重于從女性內在視角出發，展現其主體意識在極端環境中的持守與微光。

《又一年》（或譯《再等一年》）則將筆觸對準了離散的漫長與團圓的渺茫。老婦人烏姆·阿布德懷揣著基督教朝圣許可，從黎巴嫩奔赴耶路撒冷的曼德爾鮑姆門，期盼與1948年失散的女兒短暫重逢。旅途中的絮叨回憶、忐忑期待，與最終因官僚程序或命運捉弄而落空的結局，構成了一幅極致溫暖又極致心碎的畫面。全篇沒有一句直接的政治批判，但一位母親年復一年、希望與失望循環的跋涉本身，便是對家庭被強行撕裂、故土可望不可即的民族悲劇最沉靜的控訴。這種通過極致化的個人日常經驗來承載集體創傷的敘事策略，與中國文學中關于離散、鄉愁的悠久母題產生了深切的共振。阿扎姆的克制，讓悲傷擁有了更綿長、更具穿透力的回響。

最能體現阿扎姆象征藝術與哲學思考的，或許是《時鐘與人》（或其中核心故事《人與鬧鐘》）。主人公對一只鬧鐘近乎偏執的依賴，構成了一個豐富的隱喻復合體：它既是現代工業文明規訓者、切割時間的象征，在流亡者的語境里更成為個體在身份懸置、生活失序的動蕩中，試圖抓住一點可控的秩序與安全感的徒勞努力。滴答聲既是日常生活的節奏，也是時間無情流逝、機會永逝的提醒，隱喻著流亡者對回歸故土、重建生活的希望與焦慮。這篇小說以一種近乎寓言的方式，潛移默化地塑造著讀者對巴勒斯坦民眾特殊生存境遇的理解。巴勒斯坦作家阿達尼亞·希布莉曾言，這篇作品對她理解民族命運的影響，遠勝許多直白的政論。這正是阿扎姆短篇小說的魔力：以最小的敘事單元，撬動最沉重的意義深淵，實現“以小博大”的美學效果。

真誠地觸及人性的光輝

作為一位女性作家，阿扎姆的作品自然流淌著清晰的女性意識，但這并非一種標簽化的激進宣言，而是浸潤在敘事肌理中的內省與堅韌。在《小事》等集子中，她持續關注婦女在傳統父權社會、戰爭陰影與經濟壓力下的生存境遇。她筆下的女性，往往是家庭與社區在災難中得以維系的情感樞紐與行動者。她們承受著重負，卻不失尊嚴；她們深陷困境，卻常以驚人的韌性與智慧尋找出路，甚至完成悄無聲息的反抗。無論是《犧牲的面包》中的護士蘇阿德，還是在其他故事中為家庭奔波的母親、在夾縫中求生的女兒，她們很少是全然被動的受害者，而是擁有復雜內心世界與自主行動力的主體。

這種深沉而克制的女性書寫，讓人聯想到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丁玲、蕭紅、張愛玲等女作家的探索。她們同樣在民族、階級與性別的多重話語張力中，艱難而執著地刻畫著女性的經驗與命運。阿扎姆與她們一樣，拒絕將女性形象簡單化、符號化，而是致力于呈現其生存的真實樣態與精神世界的豐饒。她的女性主義，是一種根植于具體歷史情境、與民族苦難同呼吸共命運的“實踐的女性主義”，其力量正在于這份深沉的真實感。

在巴勒斯坦文學史上，阿扎姆與加?！た{法尼等人同屬短篇小說創作的“黃金時代”，是早期“抵抗文學”的重要奠基者之一。然而，她的“抵抗”有其獨特路徑：那不是旗幟鮮明的外部對抗，而是一種“日常抵抗”或“文化抵抗”。她通過忠實記錄普通巴勒斯坦人的生活方式、情感結構與記憶，在被占領和流亡的現實中，頑強地守護著一個民族的文化身份與精神家園。這種抵抗因其嵌入日常而更顯持久，因其關乎具體的人而更觸動人心。阿扎姆注重個體心理的真實與人性的復雜多元，避免了概念化、公式化的傾向，這使得她的作品獲得了超越具體政治議題的永恒文學價值。

今天，在全球化和跨文化交流日益深入的時代細讀薩米拉·阿扎姆，對于中國讀者和文學界而言，具有多重意義。她幫助我們超越國際新聞中簡化的地緣政治框架，從血肉豐滿的個體生命經驗出發，去理解巴勒斯坦問題的深刻人文維度。她的作品告訴我們，苦難與抵抗，最終是關系到人的尊嚴、記憶與希望。同時她的創作實踐為我們的現實主義文學創作提供了寶貴的他者視角。在如何讓現實主義筆觸更具心理深度、如何運用象征與隱喻提升日常書寫的詩意與思想容量、如何在書寫苦難時避免陷入悲情宣泄而保持克制的力量、如何在全球化語境中既立足本土經驗又表達人類共通情感等方面，阿扎姆的作品可以稱為范本。

巴勒斯坦批評家費薩爾·達拉吉在2018年的一篇文章中曾言：“阿扎姆尚未獲得她應得的贊譽?！币驗樗⒛暝缡?，還是因為她的偉大隱藏在“超時”（Out of Time）的流亡日常中？

但我們必須深刻地認識到，阿扎姆以短篇小說這一形式證明：文學的偉大，從不取決于篇幅的長短或聲調的高低，而在于是否真誠地觸及了人性的幽微與光輝，是否在破碎的世界中依然執著地尋找并確證人的尊嚴與希望。

（作者系作家，供職于安徽省社會科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