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名為“開放”的智能體開始接管每個人的電腦，當算法和資本在“開放”的旗幟下重塑信息的流通、思考的方式、交往的可能，那么，哈貝馬斯所守護的那個“開放”，那個讓陌生人可以平等討論公共事務的空間，還剩下什么？

尤爾根·哈貝馬斯去世了。

這位九十六歲的思想家，用一生構筑了一座關于“交往理性”與“公共領域”的理論大廈。在他漫長的學術生涯末期，曾對互聯網做出過一個冷峻的判斷：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以經濟目的而非文化目的服務的媒介革命。

就在他去世的同一時間，一只紅色的“龍蝦”正在爬滿互聯網。

它叫OpenClaw，一個基于大模型API的自動化智能體開源項目。因圖標酷似紅色龍蝦鉗，被網民戲稱為“龍蝦”。短短幾周，“養龍蝦”成了科技圈乃至普通職場人的全民現象。有人用它寫周報、盯盤、批量處理郵件；也有人眼睜睜看著自己“養”的龍蝦因指令錯誤，批量刪除工作文件卻無法阻止；有人在群里被“調戲”后，無意間吐出了公司營收數據。狂歡與焦慮、追捧與恐慌，在這只“龍蝦”身上同時上演。據媒體報道，已有程序員靠賣“龍蝦”相關工具一周入賬26萬，也有公司下發通知，要求員工“必須學會使用”。

這或許只是時間的巧合。但我總忍不住想：OpenClaw的“Open”，與哈貝馬斯念茲在茲的“開放”（?ffentlichkeit），這兩個詞在同一時刻闖入我們的視野，真的只是巧合嗎？

當“開放”成為一個AI智能體的名字，當“開放”的智能體正在接管每個人的電腦，當算法和資本在“開放”的旗幟下重塑信息的流通、思考的方式、交往的可能，那么，哈貝馬斯所守護的那個“開放”，那個讓陌生人可以平等討論公共事務的空間，還剩下什么？

哈貝馬斯的“開放”：一個理想的錨點

在《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中，哈貝馬斯這樣定義他的核心概念：“公共領域首先意指我們的社會生活的一個領域，在這個領域中，像公共意見這樣的事物能夠形成。公共領域原則上向所有公民開放。”

這個“開放”不是一句空話。它意味著三層承諾：參與者的平等性，即討論的有效性不取決于身份而取決于論據；議題的開放性，即原則上任何與公共相關的話題都可被質疑和批判；過程的公開性，即討論在原則上向所有人可見，而非密室中的交易。

哈貝馬斯憂心忡忡地指出，晚期資本主義導致了“再封建化”，即公共領域被利益集團和權力結構侵蝕，理性討論的空間日益萎縮，曾經的“批判的公共性”淪為“操縱的公共性”。他未曾料到的是，互聯網會以一種全新的方式，讓“再封建化”卷土重來。而這一次，被侵蝕的恰恰是“開放”本身。

算法的“開放”：從“共在”到“平行世界”

互聯網誕生之初，曾被寄予復興公共領域的厚望。開放、平等、去中心化，這些詞聽起來與哈貝馬斯的理想如此契合。然而，哈貝馬斯在晚年做出了一個冷峻的判斷：互聯網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以經濟目的而非文化目的服務的媒介革命。這個判斷的穿透力，在今天才真正顯現。

算法最致命的一擊，不是“推你愛看的”，而是取消公共議題的“共在性”。

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預設了一個根本前提：我們生活在同一個世界，討論的是同一個話題。你可以不同意我的觀點，但我們必須面對同一個事實，即政府出臺的政策、社會發生的事件、需要裁決的公共議題。正是這種“共在”，讓爭論成為可能，讓說服成為必要。

而算法帶來的是“平行世界”。以近年來全球范圍內的重大社會事件為例，在不同社交平臺的算法推薦下，用戶接收到的“事實框架”往往截然相反：一邊是鋪天蓋地的現場視頻，另一邊則是“查無此事”的辟謠推送。你刷到的世界，與隔壁鄰居刷到的世界，可能完全不是同一個版本。不是觀點不同，是“事實”不同。你們不是爭論如何解釋世界，而是爭論“世界到底是什么”，而這場爭論從一開始就無從展開，因為彼此的證據來源已被算法區隔。

更隱蔽的是，這種區隔被體驗為“自由”。每個人都在自己選擇的世界里暢游，每個人都在算法精心編織的“信息繭房”中獲得舒適的確證。但哈貝馬斯會提醒我們：真正的自由不是“選擇觀看什么”，而是“能夠與他者共同面對同一個真實”。當“共同面對”消失，自由就退化為孤獨的幻覺。

這就是“開放”的第一重異化：算法仍然在推送內容，仍然在提供信息，但它取消了那個讓討論得以成立的“共同世界”。開放還在，但開放的“之間”已經消失。

OpenClaw的“開放”：從“對話者”到“行動者”

如果說算法只是取消了“共在”，那么OpenClaw代表的AI智能體，正在摧毀“交往”本身。

理解這一點，需要先理解OpenClaw的特殊性。它不是一個像ChatGPT那樣“只會說”的對話式AI。通過調用大模型的推理能力，它能理解你的屏幕畫面，能模擬你的鼠標和鍵盤操作，能替你執行復雜的多步驟任務。從“對話”到“行動”，這一字之差，是質的躍遷。AI第一次從“硅基大腦”進化出了“硅基手腳”，它能替你回復郵件、填寫表單、搶購限量商品，甚至替你“盯著”股市行情自動交易。

問題就在這里。

哈貝馬斯的“交往理性”有一個常被忽略的理論根基：任何言語行為都暗含著理解、真實、真誠、正當的“有效性主張”。我說出一句話，同時就在承諾：這句話是你可以理解的，它陳述的內容是真實的，我的表達是真誠的，我提出的主張是正當的。交往之所以可能，正是因為這些承諾可以被質疑、被檢驗、被辯護。而質疑、檢驗、辯護的前提是：說話者是可錯的。

現在，請把這個模型代入人與AI的對話。

AI的問題不在于它“犯錯”，人類也常犯錯。問題在于，AI的“錯”是無風險的、無承諾的、無擔當的。它不持有立場，所以不需要捍衛真實；它沒有內心世界，所以無法承諾真誠；它不承擔后果，所以無所謂正當。它永遠順著你的邏輯走，永遠溫柔地回應：“你說得對，我再想想。”一位資深AI產品經理曾在播客中坦言：“我們最怕的不是AI不夠聰明，而是它太‘好說話’了，它永遠不會像真人那樣，因為覺得你的想法荒謬而拍桌子反對你。”

當OpenClaw開始“行動”，這個問題的嚴重性成倍放大。一個只會聊天的AI最多是“胡說八道”，但一個只能主動執行任務的AI卻可能釀成大禍。在小紅書和微博上，已有不少用戶分享自己的“翻車”經歷：有人設置“龍蝦”自動整理下載文件夾，結果它把整個桌面的文件歸到了回收站；有人讓它幫忙“優化工作匯報”，它直接調取了公司內部薪資表附在郵件里發送了出去。

但這還不是最深的。最深的是：當一個人習慣了與這樣的AI對話、讓這樣的AI替他行動，他可能會對真實的人類交流失去耐心。因為真實的人會反駁、會情緒化、會不講邏輯。真實的人有立場、有利益、有無法被算法捕捉的復雜性。而與AI對話太舒服了，它永遠順著你，永遠不讓你難堪。

這就出現了一個悖論：OpenClaw的“開放”，即開放權限、開放系統、開放行動能力，讓每個人都能“表達”和“行動”，同時也讓每個人失去了必須與他人“對話”的理由。

表達不再是為了尋求理解，而是為了被AI優化；對話不再是為了碰撞思想，而是為了獲取更精準的執行。

這就是“開放”的第二重異化：AI摧毀了交往的前提，即可錯性、風險、對他者的真實承諾。它用無風險的順滑，取代了有風險的對話。

“開放”的命運：從公共領域到私人代理

哈貝馬斯的“開放”，指向的是一個介于國家與私人之間的公共空間。它既不是權力的附庸，也不是市場的奴隸。它的存在，恰恰依賴于一個“之間”：它既不完全屬于私人，也不完全屬于國家。

而OpenClaw的“開放”，指向的是另一個方向：它把AI從公共的對話者，變成了私人的代理者。你“養”一只屬于自己的“龍蝦”，它替你干活、替你決策、替你執行。它越“懂”你，你就越不需要與他人交流；它越“像”你，你就越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這不僅是“公共領域”的萎縮，更是“公共”本身的消解。當每個人都有自己的AI代理，當每個代理都在各自的平行世界里執行各自的指令，那個曾經讓陌生人坐下來平等討論的空間，還有存在的必要嗎？

有人會反駁：AI代理也可以幫我參與公共討論，它替我寫評論、替我整理資料、替我分析政策。但問題是：當“替我”變成常態，那個“我”還在嗎？當表達被代理，思想被外包，討論被優化，那個會困惑、會掙扎、會追求理解的“主體”，還剩下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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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聲：在可錯中追求理解

哈貝馬斯走了。他留下的“公共領域”理想，在今天看來比任何時候都遙遠，也比任何時候都珍貴。

“開放”曾經是一個美好的承諾。OpenClaw的“Open”，本該延續這個承諾。但今天，當這只“龍蝦”爬滿互聯網，我們不得不問：這個“Open”，還是哈貝馬斯意義上的那個“開放”嗎？

答案恐怕是否定的。哈貝馬斯的“開放”，指向的是“之間”，即人與人之間的公共空間；而OpenClaw的“開放”，指向的是“之內”，即AI對私人領域的深度介入。前者讓人走向他人，后者讓人退回自我；前者需要對話、風險、可錯性，后者提供順滑、效率、確定性。

人會變成什么樣？社會會走向何方？

答案不在算法里，不在AI里。它藏在每一個選擇里：是選擇走進算法為你編織的平行世界，還是努力探出頭去看看別人的世界；是選擇與永遠順著你的AI對話，還是笨拙地、磕絆地、真誠地，與一個會反駁你、也會被你說服的真實的人，說上一句話。

因為說到底，人之所以為人，不是因為能獲取信息，不是因為能擁有代理，而是因為能在可錯中追求理解；不是因為能孤獨自處，而是因為能在孤獨中思念他人，在人群中守護自我。真正的交往，從來不是無風險的順滑，而是兩個有限的存在，在彼此的質疑中，共同靠近那個永遠無法完全抵達的真實。

當“開放”不再開放，當“公共”退守私人，我們更需要記得：那個“之間”的空間，那個讓人成為人的地方，值得用一切代價去守護。

這或許是對哈貝馬斯最好的紀念。

（本文作者系浙江傳媒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