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膽地揭示、分析個人最隱秘的記憶，是法國作家安妮·埃爾諾最顯著的藝術風格，也是她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一個重要原因。

從1974年出版第一部作品《空衣櫥》開始，埃爾諾就致力于書寫私人記憶。在這部作品中，埃爾諾以“我”的口吻講述了一位女大學生因意外懷孕而不得不秘密墮胎的經歷。《空衣櫥》中的“我”為虛構人物，但其中寫到的秘密墮胎的經歷，卻是埃爾諾自己的真實故事。1963年，23歲的埃爾諾未婚先孕。在當時的法國社會，墮胎屬于非法行為，女性沒辦法選擇自主墮胎，埃爾諾在一個私人診所的幫助下才實現了“非法墮胎”。這段痛苦的經歷一直縈繞在埃爾諾的心頭，不僅成為《空衣櫥》的素材，還成為她的非虛構作品《事件》的創作主題。在《空衣櫥》之后，埃爾諾又出版了兩部小說《如他們所說的，或什么都不是》《被凍住的女人》，都是以虛構人物講述作者自身的真實經歷。

然而，在創作其第四部作品《一個男人的位置》時，埃爾諾的記憶書寫經歷了重要的轉向——這部作品以第一人稱和不加修飾的直白語言講述了其父親最真實的故事，隱秘的，驕傲的，羞恥的，父親的各種面貌都在埃爾諾的直白描述中躍然紙上。這是一次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非虛構寫作，從此開始，埃爾諾不再以小說作為寫作的體裁，而是以非虛構的“自傳”來書寫個人記憶。

產生這一轉向，與埃爾諾在創作《一個男人的位置》時對于寫作的反思有很大的關系。埃爾諾的父親去世后，她想用自己的文字記錄下父親“平凡”又“屈辱”的一生。這時，埃爾諾已經寫出了三部小說，她想沿用小說的體裁來書寫父親。但在寫作過程中，埃爾諾產生了厭倦感。1977年時，埃爾諾寫了100頁小說，再也不想繼續下去了。在后來的訪談中，她解釋了這種“厭倦”：“我是一個來自平民階層的敘述者……我不可能選擇小說的形式，小說的體裁會讓我父親的真實存在變得不真實。”埃爾諾將小說看成“統治者”的語言，是知識精英加以修飾后的語言，而身份低微的父親身在“被統治者的世界”，要更加真實地表現父親的一生，“唯一的方式就是通過具體的細節、通過我聽到的話語來重建有關這一生的現實”。由此，埃爾諾選擇了以年少時習用的“母語”和不加修飾的“平白行文”來書寫記憶中的父親，最終寫出了這部可謂埃爾諾寫作分水嶺的重要作品。

埃爾諾將這種寫作方式形容為“浸潤”，在創作過程中，她拾得了兒時慣用的階級語言、諾曼底方言，將其與自小就熟識的“生活環境、聲音、母親的笑容”聯系在一起，用“自傳”來揭示與社會現實緊密交融的“肉體記憶”。從《一個男人的位置》開始，聚焦記憶的非虛構“自傳體”和“平白行文”的寫作風格一直伴隨著埃爾諾后來的創作，成為其作品的重要標識。

也是從這部作品開始，埃爾諾選擇直面自己最私人的經歷及最隱秘的情感、欲望，以真實的故事搭建起個人的記憶空間。“我極力避免虛構事件，除非是記憶錯誤，我寫的事情連細節都是真的……其中的一切細節都經得起核實，不論是警方出面的調查還是傳記作者的調查都可以。”“連細節都是真的”，在往后的寫作生涯中，埃爾諾書寫個人的真實記憶，勇敢袒露自己的私密體驗，最終形成了獨特的藝術風格。

埃爾諾的記憶書寫大致分為四類：首先是關于成長記憶的書寫，在《空衣櫥》等三部小說和后來的非虛構作品《事件》《一個女孩的記憶》中，埃爾諾回溯了自己的成長經歷，著重描寫了少時的情感經歷和墮胎的往事；其次是家庭記憶的書寫，通過《一個男人的位置》《一個女人的故事》《恥辱》等作品，埃爾諾記錄了她的父親和母親的故事，在家庭記憶的書寫中，埃爾諾凸顯了自己“階級跨越者”的身份，描述了“我”與父親母親因階級差異而產生的種種讓她倍感“痛苦”的隔閡；第三類是情欲記憶的書寫，自1991年出版《簡單的激情》，埃爾諾開啟了愛欲寫作，她在《沉淪》《占據》《年輕男人》等作品中，以直白的語言和赤裸的筆調記錄了自己對于愛人的依戀，埃爾諾關于愛欲記憶的書寫是其女性寫作的重要體現；第四類是外部記憶的書寫，在挖掘自身歷史的同時，埃爾諾也關注外部生活，大到具有國際意義的重大事件，小到住所附近超市中的各色人物，都成為埃爾諾筆下的描寫對象。

埃爾諾為何執著于書寫記憶？她在訪談中曾有如下回憶：“在我的記憶中，記下日期的需要比寫作的需要出現得更早。小時候，我在花園里埋下了一個裝著我的名字、年齡和那一天的日期的盒子，想著在遙遠的未來人們或許會發現這個盒子。而且，就像那些在墻上、欄桿扶手上留下到此一游的痕跡、首字母和日期的無名人士一樣，我曾經也到處標日期……強迫性的需要，需要標記失去的時間，把它固定住，在各種意義上把自己變成歷史。”

“記下日期的需要比寫作的需要出現得更早”，這是埃爾諾對于童年時代的回憶，結合埃爾諾之后的寫作經歷，我們會發現這句話更像是一種象征——“標記時間”這一“強迫性的需要”是前置于“寫作”的。就像埃爾諾在書寫父親時產生的創作轉向，對她來說，對作品體裁和書寫語言的選擇，完全后置于真實記錄和展現社會真相的最終目的。

的確，在書寫個人記憶時，埃爾諾追求“用非個人的方式分析個人”，她側重于以個人故事凸顯社會現實，重構一個時代的集體記憶，就像她在回憶《一個男人的位置》的寫作時所說的：“這個文本通過在敘述情節中嵌入的詞語，展現了我父親的視角，也展現了整個工人、農民階級的視角。”埃爾諾將這種聯結個人記憶和集體記憶的寫作方式稱為“社會自傳”。

在創作中，埃爾諾關注象征暴力的主題，揭示法國的階層差異，描寫女性在兩性關系中的不平等地位，表現了對社會邊緣群體的深切關懷。而正是有了這種從個人視角展現集體記憶的寫作追求，埃爾諾不斷發掘私人記憶，探索個體記憶中內含的歷史性和社會性，并將個體記憶對接于集體記憶，“以寫作介入現實”的效果也因此更為有力。

（作者系書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