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的阿拉伯世界仍在歷史與現實的夾縫中搖擺不定。舊日戰爭的余波尚未平息，動蕩政局與生存危機如陰霾一般揮之不去。在這片土地，文學以細膩持久的書寫，穿越沉積的廢墟和傷痕，將被掩埋的記憶娓娓道來。作家們借個體的細微體驗述說民族記憶，感官經驗的喪失映射難民營里的無聲苦痛，荒誕寓言諷刺權力統治下的異化景觀，女性身體書寫呈現邊緣群體在困厄中堅守，奇幻與象征手法虛構出另一重景象，為心靈困境尋找可能的出口。

用文學記錄現實

相較于新聞報道或政治評論，文學敘事更能觸及戰爭與暴力在心靈深處留下的印記，捕捉那些難以量化的情感：失去的家園、零散的記憶，以及逐漸麻木的感知與認同。2025年卡塔爾卡塔拉小說獎已出版組的三部獲獎作品以不同敘事方式承擔起文學的記錄功能。

巴勒斯坦青年作家穆罕默德·賈拜提的小說《吞噬自己心臟的廚師》視角獨特，成為近年來巴勒斯坦小說中辨識度極高的一部。作家由約旦河西岸阿馬里難民營展開敘事，循著一名巴勒斯坦廚師的人生軌跡，呈現占領下個體存在、感官經驗與民族記憶的漸次崩塌。

主人公賈馬勒出生于阿馬里難民營，母親在他幼年時離家而去，父親也因生活貧苦而逐漸退縮，撫養他的責任最終落在祖母身上。祖母原本來自雅法，在1948年戰爭中被迫告別沿海城市的安穩歲月，一度流離失所，最終困守難民營，這段個人經歷是巴勒斯坦人集體記憶的縮影。在祖母的廚房里，食物與敘事緊密交織。她在烹制傳統菜肴的過程中講述失去的家園與未竟的回歸，食物因此成為記憶的載體，也成為抵抗遺忘的一種方式。正是在這種日常而親密的空間里，賈馬勒不僅學會了烹飪，也逐漸將做菜理解為一種與土地、歷史和身份相連的實踐，并由此建立起與周遭世界的聯系，以此感知存在的價值和意義。

隨著情節的發展，小說將個人成長敘事嵌入巴勒斯坦當代政治現實之中。不斷升級的暴力構成了主人公人生的底色。祖母在一次以軍入侵中遇襲身亡，象征著民族記憶源頭的斷裂。成年后的賈馬勒試圖通過能力改變處境，他取得了烹飪專業文憑，參與建立巴勒斯坦廚師協會，為抗議者和貧困家庭做飯，將烹飪轉化為關懷社會的公共行動。

然而，故事的轉折點發生在2017年，賈馬勒被以色列狙擊手擊中眼睛，不僅失去視力，也永久喪失了嗅覺與味覺。這一事件構成全書的核心隱喻——作為廚師，賈馬勒賴以生存的感官體驗被剝奪，失去了與世界的聯結，瓦解了烹飪所承載的認同和希望，正如巴勒斯坦人在占領之下被系統性剝奪感知世界、規劃未來的能力。感官的損毀不只是身體傷害，更意味著身份與意義的坍塌。

作家賈拜提的語言克制而富有敘事張力，通過身體經驗和日常細節完成對占領現實的書寫，使巴勒斯坦經驗從地方性的歷史處境，轉化為具有普遍意義的人類困境。“烹飪”是貫穿整部小說的線索和象征，食物既指向巴勒斯坦的文化傳統，也隱喻身份與歷史的積累。賈馬勒堅信，無論是在廚房里烹調美味，還是在更廣闊的領域中尋求變革，都必須“精準掌控配料，關注所有細節”。

也門作家哈米德·拉基米的獲獎小說《記憶的盲區》同樣以感官經驗為切入點，從記憶與身份的維度書寫戰爭帶來的精神創傷。小說主人公是一名在轟炸中幸存的男孩，他在廢墟中獲救，卻失去原有記憶，被賦予新的名字與身份，由此踏上一段漫長的自我追尋之旅。成長過程中，他逐漸意識到記憶中的斷裂，在正在經歷的現實與無法回憶的歷史之間徘徊，也在新的身份與消失的童年之間困惑和掙扎。小說標題中的“盲”并非喪失視力，而是一種洞察力的缺失，是個體經歷創傷后的迷失。作家借主人公的失憶經歷，將也門戰爭現實比喻為“記憶的盲區”，強調戰爭摧毀了現實城市與精神家園，使一整代人的歷史、根源和身份認知出現斷裂。

另一部獲得卡塔拉小說獎關注的作品是巴勒斯坦女作家魯拉·哈立德·阿尼姆的小說《自由的一聲嘆息》。該作以當代巴勒斯坦社會為背景，圍繞一個普通家庭三代女性的命運展開敘事，將女性生命經驗與民族歷史的流離創傷交織在一起。故事從清晨時分的一段祖孫對話開始，以倒敘的方式回顧1948年后的流亡歷史，并在圖勒凱爾姆、加沙、約旦河西岸與安曼之間不斷轉換敘事空間，與巴勒斯坦人的離散經驗形成呼應。小說看似僅僅聚焦日常生活中的女性經驗，但私人敘事背后，民族政治始終作為“背景中的背景”存在，難民身份、抵抗組織、父權、監禁與流亡牽掣著人物命運的走向。在諸如此般的現實中，“自由”不是宏大的政治口號，而成為廢墟之上緩慢傳來的一聲嘆息。

文學的批判性

當代阿拉伯文學場域中，批判性書寫始終是作家回應社會現實、歷史創傷與權力結構的重要方式。埃及作家穆罕默德·薩米爾·納達的小說《焦慮祈禱》榮膺2025年阿拉伯小說國際獎（IPAF），評委會盛贊該作“以富有詩意的語言將焦慮升華為一種美學體驗”。

這部作品可被視作對“六五戰爭”及其后各種虛幻勝利敘事的文學性審視。小說背景設定于埃及南部地區，一個名為納吉阿·麥納西（意為“被遺忘的聚落”）的偏遠村莊。1967年戰爭爆發后，政府曾下令全村撤離，但村民們始終沒有離開。此后十年間，通信中斷、行政缺席、生活封閉，這座幾乎與世隔絕的村莊逐漸被國家遺忘。村民們對外界局勢一無所知，只知道埃及仍處于與以色列的戰爭狀態之中，并將自身想象為邊境防線的一部分。

村中唯一通向權力與外界的中介，是一位同時掌控物資分配、報紙印刷與征兵事務的地方權力代表，他經營的商店前矗立著一座被視作埃及前總統納賽爾的無頭雕像，傳言這座雕像會在夜間行走，并在墻上留下字跡。街頭柱子上張貼著納賽爾的畫像與革命口號。神秘傳說、政治象征與官方話語在這一空間中交織，使村莊日常生活籠罩在一種詭異而緊張的氛圍之中。

隨著時間推移，村莊中接連出現一系列怪異事件：來源不明的墜落物、悄然傳播的致畸瘟疫、墻上刻寫的罪行和秘密等等，愈發加深了集體的不安與恐懼。面對時刻蔓延的焦慮情緒，清真寺教長提出舉行一種名為“焦慮祈禱”的儀式，宣稱這是抵御瘟疫與危機的唯一方法，村民們被鼓勵在祈禱中袒露自己的罪責和恐懼，以求寬恕與救贖。然而，這一儀式并未帶來真正的慰藉，反而誘發了互相揭發與指責，村莊氛圍愈發壓抑與混亂。小說通過八位人物的多聲部敘述，回溯1967年戰爭及其后十年間發生的事件，拼合出村莊的集體創傷記憶、被遮蔽的罪行與荒誕的生存現實。

在馬賽克式的敘事框架之下，作家將現實經驗魔幻化、寓言化，探討“認知綁架”、戰爭幻象、權力操控與社會恐懼等主題。謠言、神話、宗教儀式和官方話語并置，揭示了權力如何通過制造恐懼與控制信息來操縱集體意識，使這座“被遺忘的聚落”成為一樁關于封閉社會的寓言，也構成對戰后歷史敘事的深刻反思。作家在每一章節前都引用埃及歌手阿卜杜勒·哈利姆·哈菲茲不同時期的歌曲片段，這些歌曲貫穿納賽爾時代及其之后的政治時期，與小說敘事形成隱秘呼應。

小說中亦出現對權力結構的象征性反抗。當部分村民開始質疑“焦慮祈禱”的意義時，他們將矛頭指向掌控物資與信息的地方權力代表，并最終燒毀了他的商店，成為對權力壟斷的象征性挑戰。小說結尾設定在1977年，這一年既是歌手哈菲茲去世之年，也是時任埃及總統薩達特訪問耶路撒冷、開啟和平談判的重要時刻，使小說的歷史指涉與批判更加復雜。

可以想見，小說獲獎的消息在埃及文化界引發激烈爭議。一些評論者質疑小說對前總統納賽爾、薩達特政績的描述，甚至將批評矛頭指向作者本人。與此同時，也有不少文學界人士為其辯護，使事件演變為一場公共性的文學討論。作家借所謂“焦慮祈禱”諷喻現代阿拉伯社會在面對現實危機時的自我麻醉與虛假救贖，直指對“勝利幻象”的荒謬執念，并將焦慮比作阿拉伯人自1948年以來集體進行的第六次禱告，揭示戰爭不僅造成身體與心靈創傷，還會侵蝕人們認知現實的能力。

文學的關懷

近年來，不少阿拉伯作家將視線從宏大的歷史英雄敘事轉向脆弱的生命經驗與邊緣群體。他們關注個體的生存境遇，描摹疾病、孤獨、流亡，或緩慢而不可逆的衰敗。在這些微小而私密的生命處境中，文學呈現出細膩且深沉的人文關懷，追問人在世界中的存在狀態。

黎巴嫩女作家胡黛·巴拉卡特在這一文學取向中具有鮮明代表性。她的創作長期聚焦社會邊緣群體與流亡者的生存經驗，在阿拉伯世界及歐洲文學界均享有高度聲譽。2025年，巴拉卡特憑新作《欣德，或世上最美的女人》斬獲第19屆謝赫·扎耶德圖書獎（SZBA），作家本人稱“這可能是自己最好的作品”。

小說以第一人稱展開敘述，由女主人公哈娜迪講述其罹患肢端肥大癥后“毀容”，被家庭與社會共同拋棄，于生命末期返回故國、走向死亡的過程。作家沒有把疾病簡單處理為情節裝置，而是將其發展為審視身體、身份與社會規范的切入點。在生理變化與社會凝視的雙重壓力下，哈娜迪被迫直面自我形象、他者目光以及“正常性”標準所帶來的心理創傷，進而展開對美的標準、身體規訓與社會評價機制的深層反思。作品由此呈現出現代社會中個體尊嚴與異質身體之間的緊張關系，使讀者在微觀經驗中體會更廣泛的人文困境。

與傳統小說以行動、沖突或目的推動敘事不同，這部作品的敘述動力來自一種反敘事意志：哈娜迪并不試圖改變自身命運，也不尋求救贖，而是主動選擇緩慢消逝，直至徹底歸于虛無。小說文本中，死亡不再是突發事件，而是一種持續狀態，隨著身體衰敗、記憶剝離與情感枯竭，哈娜迪逐步接受并擁抱消亡。這一緩慢而沉靜的消逝構成了小說的基本敘事節奏，使文本呈現出一種近乎靜止的存在狀態，富有強烈的內省與沉思意味。

這種關于身體衰敗與生命消逝的敘事還指向更廣闊的社會隱喻。小說的時間背景設定在2020年黎巴嫩全面崩塌的歷史時刻：金融體系瓦解、社會秩序失靈、城市空間破敗，以及貝魯特港口爆炸造成的巨大創傷。上述歷史事件既構成了作品的現實背景，也與主人公衰敗的身體與精神狀態高度呼應。正在解體的國家與逐漸消亡的個體生命互為映照，使私人死亡與集體衰敗達成深刻的隱喻性同構。

與此同時，小說還通過母女關系展現社會文化層面的壓迫與否認。哈娜迪的母親曾將她視為世上最美的存在，但在女兒的身體發生畸變之后，卻選擇否認她的存在。身體的異化由此不再只是生理層面的變化，也象征著夢想的破滅，以及家園與庇護觀念的轟然倒塌。母親拒絕接受女兒最終模樣的行為，折射出一個社會拒絕承認自身脆弱與崩潰、執意粉飾與否認的現實。

在寫作策略上，巴拉卡特延續其一貫節制而深沉的語言風格，人物心理描寫細膩、省思充盈。評委會贊賞該作在主題與敘事層面上展現出鮮明的當代性：“這部小說不僅關注身體差異與社會邊緣群體，更是當代阿拉伯小說中‘身體書寫’與‘人文關懷’結合的重要實例。它體現了21世紀阿拉伯文學日益突出的全球議題意識，也顯示出女性作家在重塑阿拉伯文學敘事視角方面的關鍵作用。”

不確定中的確定

在充滿不確定性的創傷現實面前，文學能夠為個體保留一片“可能的空間”，讀者可以透過他人的故事更好地理解自身處境，作家也借由想象的世界反思現實的局限。文學提供的并非現成解法或標準答案，而是一種寶貴的可能性，去想象生活仍可能是另一種樣子。

在敘事之中，生活可以被重新理解，也可以被重新書寫。黎巴嫩作家阿卜杜·瓦贊的小說《生活不是小說》，以一場持續的敘事游戲向讀者提出一個問題：當一個人把閱讀當作職業，當作生存方式，甚至當作抵御現實的堡壘，文學能否為他打開另一種生活的可能？

這部小說的主人公沒有名字，只有一個身份，即“讀者”。他受過法語文學教育，卻既不是評論家，也不是學者，而只是一位讀者。閱讀于他不是消遣，而是一種自我定義的職業——依靠父母留下的財富生活，他不必承擔現實職業的壓力，轉而將全部時間投入閱讀。在堆滿小說的公寓中，他與陀思妥耶夫斯基、普魯斯特、卡夫卡、梅爾維爾等無數文學名家的作品為伴，沉浸在綿延數個世紀的小說傳統之中。書籍不僅填滿了他的房間，也塑造了他感知世界的方式，他通過小說理解世界，借他人的語言表達自己，某種意義上，他的生活全然“由書籍構成”。

這種人物設定本身便昭示著一則關于“可能”的寓言。當一個人的精神世界完全建立在閱讀之上，他的生命經驗便不再局限于現實生活，而是在無數虛構人生之間展開。現實中，“讀者”的朋友寥寥無幾，但在閱讀的世界里，他卻與梅什金公爵、包法利夫人、羅岡丹等人物共享情感與思想。閱讀使有限的現實獲得延展，使在孤獨中擱淺的生命重新擁有縱深。

然而，小說并未停留在對書籍世界的自足之中。小說中另一位人物喬斯琳的出現，將“讀者”從封閉的閱讀空間帶入復雜的現實關系。喬斯琳是從巴黎來到貝魯特尋根的黎巴嫩裔女性，與“讀者”和他的童年好友約瑟夫形成一種微妙而不穩定的三人關系。喬斯琳與約瑟夫之間發展出愛情，“讀者”則在友誼、暗戀與自我克制之中保持沉默。他既是參與者，也是觀察者，在親密關系中始終保持某種距離。這種關系結構揭示出人物內心的矛盾，也使小說的主題從文學世界中的閱讀延伸到現實世界中的愛情、身份與歷史記憶。

小說中少有戲劇性的事件，但約瑟夫的一場車禍卻成為敘事的轉折點。陷入昏迷的約瑟夫被安置在醫院，“讀者”和喬斯琳輪流為他朗讀小說，仿佛相信閱讀能夠跨越意識的邊界，將他喚回現實。這個場景凸顯了文學在人物心中的位置，即使在生死的臨界點上，小說依然被寄予某種微弱而執著的希望。然而約瑟夫最終去世，喬斯琳返回巴黎，留下“讀者”獨自面對情感與記憶的余波，他的回應仍然是書寫。他將三人的故事寫成一部小說，并通過一位名叫阿卜杜·瓦贊的作家呈現出來。小說在此完成了一個自反式結構：讀者成為作者，閱讀轉化為寫作，現實經驗被重新組織為文學文本。借助這種元小說敘事策略，瓦贊模糊了作者、敘述者與人物之間的界限，也揭示了文學與生活之間持續相生的關系。

由此，“生活不是小說”這一標題便構成一個意味深長的悖論。表面上，作家否認了生活與敘事之間的等同關系，但卻在同時暗示，人們往往正是通過書寫的形式去理解生活、整理記憶并承受創傷。當主人公“讀者”反復強調“我是一個會寫作的讀者，而不是作家”時，小說實際上重新確認了閱讀與書寫之間的連續性，文學不是現實的替代，而是一種使現實得以被理解、被承載并被講述的途徑。

這種對豐富可能性的探尋還表現在2025年的阿拉伯奇幻文學中。近年來，奇幻敘事正從邊緣類型進入阿拉伯文學的主流視野，在出版市場、閱讀榜單和讀者評論中都表現出顯著存在。這種趨勢并非簡單的文學類型熱潮，而是突出體現為奇幻文學在形式、主題與文化維度上的整體演進。作家們通過構建高度自洽的幻想宇宙，設置嚴密且獨立的運行規則、完整的權力結構，以及富有邏輯的象征體系，來間接觸及現實中難以直接言說的問題。如此一來，奇幻不再只是用來逃離現實的敘事策略，而成為一種可以重構現實秩序、探討社會議題和想象未來世界的文學實驗場，使作家與讀者能夠在虛構結構中思考“平行世界”中另一種可能的生活樣態。

實際上，2025年的阿拉伯文學圖景本身便向我們展示了文學的豐富可能。文學正在以自己的方式記錄、追問、關懷和探尋。

（作者系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