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斯捷爾納克和茨維塔耶娃是俄國白銀時代的兩位大詩人，他們兩人都生在莫斯科，年齡相仿，均出身書香門第，帕斯捷爾納克的父親是為托爾斯泰作品畫插圖的大畫家，茨維塔耶娃的父親是莫斯科造型藝術(shù)博物館的創(chuàng)建人，他們兩人的母親也同為鋼琴家魯賓施坦的學(xué)生。在山頭林立的白銀時代俄國詩壇，這兩位大詩人均從未加入任何一個詩歌流派，體現(xiàn)出特立獨行的詩歌美學(xué)立場；在革命的動蕩歲月，這兩位詩人同樣遭遇了命運的擺布。茨維塔耶娃和帕斯捷爾納克都遭遇了種種磨礪。然而，他們不約而同地以詩歌作為抵御時代和環(huán)境的存在方式，本性高傲、善于孤獨的他倆也終于在詩歌中相互走近，惺惺相惜。

1922年夏，茨維塔耶娃帶著女兒去與身在布拉格的丈夫團聚，途中在柏林逗留。在離開莫斯科之前，茨維塔耶娃把自己的詩集《里程碑》題贈給帕斯捷爾納克，帕斯捷爾納克讀后十分感動，他在1922年6月14日寫給茨維塔耶娃的信中用狂喜的筆觸寫道：“我用顫抖的聲音給弟弟讀起您的《我知道我將死在霞光中》，卻像一個陌生人一樣，被一陣陣涌入喉部的哽咽打斷，這哽咽最終爆發(fā)成號啕大哭。”與此同時，他也給茨維塔耶娃寄去了他剛剛面世的詩集《生活是我的姐妹》（莫斯科格爾熱賓出版社1922版）。茨維塔耶娃同樣被帕斯捷爾納克的詩集所感動，在接下來的四五天時間里（1922年7月3日—7日），她用激情四射的語言寫成了這篇題為《光的驟雨》的書評。這篇文章首刊于柏林《史詩》雜志1922年第3期，因為書評作者和書評對象的作者均是當(dāng)時最重要的俄語詩人，這篇文章自然會引起廣泛關(guān)注。

在這篇書評中，茨維塔耶娃以一位杰出詩人的直覺和激情，敏銳地發(fā)現(xiàn)了帕斯捷爾納克詩歌的一些主要特征，并給出若干詩性的概括，如“寂靜之書”“具有穿透性的詩人”“大過所有人的詩人”“詩是他的本質(zhì)之存在”等。被茨維塔耶娃用作題目的“光的驟雨”這一說法，更是構(gòu)成一個關(guān)于帕斯捷爾納克詩歌的總體隱喻，能讓人更充分地感受到帕斯捷爾納克詩歌中所充滿的關(guān)于生活之欣悅的抒發(fā)、突如其來的語言沖擊力以及明暗交織的生命頓悟。這里選譯的只是《光的驟雨》的前半部分。在文章的后半部分，茨維塔耶娃還列出了3個小標(biāo)題，即“帕斯捷爾納克與日常生活”“帕斯捷爾納克與白晝”和“帕斯捷爾納克與雨”，分別對帕斯捷爾納克詩中的這三大主題和意象進行了具體分析。

茨維塔耶娃的這篇文章是書評，是一位詩人對另一位詩人的評論；這篇文章同時也是一封“情書”，從此開啟了兩位大詩人持續(xù)十余年之久的書信羅曼史；這篇文章更是一首詩，茨維塔耶娃充滿隱喻的用語、急促不安的調(diào)性和充滿跳躍的句法等，都在這篇短文中得到了典型、集中的體現(xiàn)。

（作者為首都師范大學(xué)燕京資深教授、俄羅斯科學(xué)院外籍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