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高速：科塔薩爾短篇小說全集Ⅱ》，金燦、林葉青、陶玉平/譯，南海出版公司·新經典文化，2017年10月版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對阿根廷作家胡里奧·科塔薩爾的短篇小說《南方高速》評價甚高。莫言說：“閱讀《南方高速》時，我的心情激動不安，第一次感覺到敘述的激情和語言的慣性，接下來我就模仿著它的腔調寫了《售棉大路》。”莫言說的“敘述的激情”和“語言的慣性”是什么？通過這“激情”和“慣性”，科塔薩爾究竟想達到什么目的？

《南方高速》的故事情節并不復雜。八月酷暑中的周末，通向巴黎的南方高速堵車了。車流很久才向前挪動幾米，人們無所事事，開始閑聊。但擁堵在接下來的幾天一直沒有緩解，人們互相以車的型號稱呼對方，開始共享食物和飲用水。時間的流逝越來越模糊，南方高速上的滯留者們成立了一個個的“小組”，每個小組都有“組長”，領導著十幾臺車的人。不同的小組之間還有恩怨情仇。接著，出現了售賣飲用水和食物的市場。后來，“凱路威”在車上自殺，“雷諾王妃”懷上了“標致404”的孩子，一輛車上老太太死去了……組長“陶努斯”讓小組內的人出資，每天采購和分配飲用水與食物。就在所有人都習慣了南方高速上的“新生活”的時候，車流開始快速移動，這個“臨時社會”迅速瓦解。“標致404”仍然依依不舍，期待在南方高速上看到他的“組員”們。

科塔薩爾描述這些事情時，像一個富有激情的球賽實況解說員。我們不斷看到以“有一回”“天快亮的時候”“黃昏時分”“片刻之后”“現在”等詞開頭的句子，講述一點點事情，接著又是一個這樣開頭的句子。我們不斷被科塔薩爾的敘述帶入每一個新的“現在”，了解“現在”發生的事情。我的閱讀體驗是像被敘述“推”著，在一行行的文本上滑行著前進。

天亮以后，他們把實情告知各位女士，只要車流能繼續向前行進，該做的他們都做了。王妃上的姑娘告訴工程師說，老太太已經好一些了，堅持要回到他們那輛ID上去；八點鐘，醫生過來了，他覺得老夫婦倆回自己車上沒什么不合適的。盡管如此，陶努斯還是決定把標致404專設為救護車；兩個小伙子為了好玩兒，自制了一面紅十字小旗，掛在404的天線上。已經有好一會兒了，人們都盡量不從自己的車上下來；氣溫繼續下降。

但被“推著滑”的不止是讀者。在每一個新的“現在”，南方高速上的人們都比上一個“現在”更深地“滑”入南方高速上的“現實”，更加習慣于它的秩序，離巴黎城市的“現實”更遠。他們不用名字稱呼彼此，忘記了自己本來的工作和社會關系，習慣了高價的飲用水和食物，習慣了身上無法洗澡的臭味，習慣了作為“小組”的一員被管理，甚至對生命的誕生和消亡都不再驚訝。他們也不再去質問已經習慣的這一切是否合理合法。

胡里奧·科塔薩爾（1914年8月26日-1984年2月12日）

這個關于堵車的小故事在叩問一條邊界。《南方高速》展現了人類驚人的適應能力，堵在路上的人們日子井井有條，他們并不慌張，也不再問什么時候擁堵才能解決。這種適應能力對人而言是必要的，否則我們將無法在大災難、大變故發生后存活。但它也是危險的——如果人人都逆來順受，都像“打不死的小強”，那么適應與反抗之間的邊界究竟在哪里？壞蛋們豈不是可以把所有人都困在“南方高速”上，讓人們洗不了澡，花高價買飲用水，一邊賺得盆滿缽滿，一邊獨享“巴黎”？反正人們終歸會習慣不是嗎？

在小說結尾，科塔薩爾告訴我們，事情還可以更糟。車流開始移動，車主們掛上了二擋，接著是三擋，車與車之間的距離逐漸拉大。開著標致404的工程師還沉浸在“南方高速”的日程表中，想著九點半應該去分發食物，應該去探望病人。他還期望著在車流中看見同組的伙伴。“南方高速”的“現實”已經瓦解，這位工程師卻出于慣性，還想繼續過“苦日子”。他甚至開始懷念堵在南方高速上的日子，無法適應原本的“現實”。

……只有一件事他不明白，為什么要這么匆忙，為什么深更半夜在一群陌生的汽車中，在誰都不了解誰的人群中，在這樣一個人人目視前方、也只知道目視前方的世界里，要這樣向前飛馳。

科塔薩爾用“敘述的激情”“語言的慣性”讓讀者不知不覺“滑”入南方高速上的“現實”，再用快節奏的結尾拆毀這個“現實”，為的是讓我們體會到開標致404的工程師的感覺：“這南方高速上的日子我還沒過夠呢！”他也許更期待我們在產生這樣的感覺后，能好好想想人類強大的適應能力究竟有多危險。

（懷劍，自由撰稿人，哲學愛好者，關注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