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對于中國戲劇人而言，當代俄羅斯戲劇導演列夫·朵金舞臺巨制《兄弟姐妹》的演出，是行業內的一大盛事。開演前，各色觀劇指南就已經出現，演出時，全國各地的戲劇人紛紛匯聚天津，及至演出后，各種圍繞演出的話題、討論，也層出不窮。確實，八個小時的演出長度，對歷史變故的記錄……本劇可堪挖掘的地方實在太多。

本劇八個小時的長度實際上包含了幕間休息和晚餐的時間，真正的演劇觀劇時間，大略有五個半小時。對于觀眾所能承受的觀劇生理而言，這也顯然超過了極限。

但這八個小時是值得的。

《兄弟姐妹》以小村敘事切入，從小處著眼，實則截取的是國家截面，敘述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復蘇俄羅斯大地時的痛感歷史。小村中的人事，實則與國家人事、歷史顛倒暗合同構——小歷史包含于大歷史，也是戲劇創作中的一種重要類型。

馮精志在他的書中曾言道，俄羅斯的大地，仿佛是痛苦與思考的象征。這句話概括得精準而充滿愛意，《兄弟姐妹》所體現出的戲核，不僅僅體現在“痛苦”的節點上，也體現在“思考”的內容方面。那么，思考的向度在哪里呢？

《兄弟姐妹》為我們展示的是一幅又一幅痛苦的畫面，戰爭中男性的失落，女性的寂寞，生活中失落了愛情，任何美好記憶再也無法回歸，生活越來越艱苦，人心越來越隔膜……種種畫面的昭示，讓人們眉頭深鎖。不必非要去糾結劇中上上下下的人物幾何，我們看到的，實則是人生皆苦的眾生之相——生亦何歡，死亦何苦，哀我世人，憂患實多。如此悲憫，可見創作者之胸懷。

可是，這些苦難來自何處呢？

觸碰到這個問題，戲劇就開始接近宗教，而非僅僅停留在舞臺上、劇場中了。《兄弟姐妹》中，展示的是戰爭帶來了痛苦，但戰爭結束之后，痛苦為何還沒有終結？貧困為何愈加深重？問題是，眾生的苦難，應該由誰來負責？

希特勒？斯大林？戈爾巴喬夫？

不，如果這樣，那就淺薄了。

列夫·朵金給出的答案是：我們。

我們看到的是，劇中人因自己的想法和希冀，有意或無意地傷害了他人，這樣的情況是如此地普遍，因而構筑了整個村落環境——試想，與之同構的，難道不是整個國家民族嗎？

歷史的悲劇，與每個人的自我姑息，都有關系。

苦難的世人，自己應是自己的拯救者，而不能全然希冀他人。

這樣的思考，就比面對苦難——歸咎他人的憤怒格局高多了，事實上，俄羅斯大地經歷了無數的苦難，那里地廣人稀，作物生長不易，又天寒地凍，但在這樣的環境下，俄羅斯人民依然強悍而堅強地活著，若不是這樣高格局的思考，民族又怎么延續得了呢？劇中，失去男人的女人群體，在貧瘠而難以孕育未來的土地上堅韌地播種，此刻，女性群體與大地儼然合為一體，受孕的是大地，延續未來的，是俄羅斯的女人們，這種身處逆境而依然積極面對苦難的身影，構成了俄羅斯永恒的悲壯。

就此而言，《兄弟姐妹》面對苦難的思考——反思自我的通透，也就絕對值得八個小時的劇場體驗了。

二

《兄弟姐妹》的劇場呈現，也展示了極為精心的構思和正宗的斯坦尼體系演出，同樣讓人大開眼界。

本劇的劇場設計，簡要而又精致，以白樺林為最小的視覺要素，白樺林構筑樹林剪影，稀疏幾根，寫意即可，又在舞臺中央位置，垂掛一白樺樹干構成的屏板，樂池被拆開，也成為表演空間，有白樺樹干堆壘而成的臺階可供上下，這是重要的上下場口。其精心的地方在于，白樺樹屏板掛置于劇場空間正中，隨著劇情發展，可成為播放多媒體投影的背景墻，亦可成為小木屋內景，又可為谷倉的墻壁，變換角度，又可平放在地上，成為家具內景的底板，又可升到高空，成為擄走村民糧食的強權力量，或成為屋頂，或成為山中凹陷的地勢指向……既可具象，又可中性，燈光配合，空間的無窮奧妙，盡在這一塊屏板中，可非精心？

看演員的表演，無論是在觀眾席中，還是在劇場之外，或是在臺上，或是在觀眾席最后一排，表演之深入，聲音之通透，令人不由感慨劇組的訓練有素、技術過硬，從這一劇中，可見斯坦尼故鄉的斯坦尼究竟幾何，對于經常閱讀、聆聽斯坦尼體系的人而言，也確實是珍貴的體驗。

如果說列夫·朵金是俄羅斯戲劇的良心，那么，來自俄羅斯的良心的繼承者，在中國并非沒有。今日的查明哲、王曉鷹，都是中國上世紀八十年代院校學習俄羅斯斯坦尼體系的杰出人士，他們的作品中，一以貫之的正是這種關懷人間、直面苦難、關注人心、積極思考、認真反思的情懷，而查明哲導演回國后導演的著名作品《這里的黎明靜悄悄》，其中同樣精心設計著屏板、白樺樹元素的使用，《青春禁忌游戲》《紀念碑》《薩勒姆的女巫》《哥本哈根》《死亡與少女》，乃至今天的《中華士兵》《伏生》諸多作品，無不滲透著深沉的現實主義精神。

只是，我們太容易認同“拿來”的藝術，而太容易菲薄自己的珍寶。

三

這里不免提到第三點——觀眾的反應。

這部戲給我帶來的體驗是生動的。八個小時的演出，沒有太強的戲劇性情節，加之翻譯語言難以將觀眾帶入情境，難免會讓人疲累——不疲累是不可能的。我身邊的觀眾，幾乎也都會小雞啄米般地打盹。

這無可厚非。因為，從劇蘊而言，《兄弟姐妹》深沉的戲核展示用不著八個小時，盡管是思考深刻的作品，但仍然失之冗長，戲劇動作又過于繁瑣，因此，要觀眾從下午坐到深夜，并無十分的必要。但有趣的是，及至謝幕時候，觀眾們的熱情太過夸張，打盹的人醒來，立刻熱情鼓掌，甚至起身，大喊“烏拉”，乃至熱淚盈眶，全場沸騰。

我認為這是一種 “當眾表演”的懂行。

尋常人是害怕露怯的，于是，謝幕時候，顯得熱情似火，顯得熱淚盈眶，就愈加說明自己看明白了、看懂了，相互頷首，笑而不語——

——怎么樣？

——真是好作品啊！

——是啊，好作品！

這樣的對白，是散場后的常態。到了演后談，大多數專業人士依然拿不準，怕貿然提問出乖露丑，于是小心謹慎，緘口不言。而敢于開口的，自然是非專業的了。

因此，問的人不知所以，顯得演后談尷尬，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這樣的情形，多像安徒生童話《皇帝的新衣》中的眾生相反應：大人緘默不言，無知的小子才會口出狂言，惹下大禍。于是，才會出現一些評價，對這些黃口小兒不知天高地厚的舉止，進行長者審判——“尷尬的演后談”，也就成了熱度極高的關鍵詞了。但若是我們平心靜氣，沉著冷靜，是可以更好地體味《兄弟姐妹》的，同樣也是能深入而動容地發現、并成為國家、人類的“良心”的——任何裝模作樣的“當眾表演”、任何心懷不忿的指責的出現，都還說明著，我們還沒有完全準備好，來消化這部了不起的、但未必無可挑剔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