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馬圖》（局部）

2019年1月16日在東京國立博物館開幕的“顏真卿：超越王羲之的名筆”特展中，悄然失蹤近百年的北宋名畫、李公麟的《五馬圖》赫然出展，引發(fā)了海內(nèi)外文物界的震動與關注。旅日學者張明杰撰寫了長文《傳世名畫李公麟〈五馬圖〉為何會流失日本？》，以大量史料為據(jù)，解開了《五馬圖》為何藏于日本之謎。《五馬圖》在東京初露真容，能讓其流失經(jīng)過水落石出，堪稱一份意義不凡的學術貢獻，避免了讓今人在面對這幅流傳千年的稀世珍品時，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作為有“宋畫第一人”之稱的李公麟的代表作，《五馬圖》對后世影響深遠，其流失與轉(zhuǎn)手過程也極具代表性。因此，對此一歷史公案的考證，也有助于探查和追尋其他清宮珍品的流散路徑。

筆者也曾關注過這幅名畫的蹤跡。之所以如此，和張明杰一樣，也緣自于閱讀《芥川龍之介全集》。從芥川龍之介遺留在私人筆記與信函中的一些草蛇灰線，可以發(fā)現(xiàn)他在北京觀賞過這幅名畫。在張明杰的文章中，此事只作為話題的引子而一筆帶過，未及詳敘。實輒此一推斷也并非唾手可得，需要在發(fā)現(xiàn)一個個端倪之后反復參互考尋，才能豁然霧解。為此，本文聚焦1921辛酉之年日本作家芥川龍之介在北京觀賞《五馬圖》的軼事，以史料為據(jù)再現(xiàn)當年部分事實的詳情與細節(jié)，進而揭示一批故宮藏畫被借出紫禁城的緣由與遭際。

日本小說家芥川龍之介在1921年6月11日至7月10日間，在北京訪問整整一個月。十幾年前，筆者查考他的在華行蹤時，意外發(fā)現(xiàn)他在位于靈境井兒胡同的陳寶琛家中，觀賞到了一批錄于《石渠寶笈》的“御府”名畫。但此事并沒有記錄在他的《中國游記》里，因此一直鮮為人知。作此推斷的最重要的線索，是《芥川龍之介全集》收錄的芥川旅華期間隨身攜帶的一個記事本上的記錄。這個記事本被編號為“記事本七”，原物現(xiàn)存藤澤市文書館，全部已成散頁，文字大半已被污漬浸染，所幸記錄內(nèi)容在1977年出版芥川全集時被辨識錄入。“記事本七”的大部分內(nèi)容是在北京所記，其中有數(shù)段關于書畫的文字。比如，有參觀古物陳列所（文華殿）觀覽書畫的記錄，在錄下的畫題之后，可見“偽筆”“俗”等簡短的點評。可是，另有一部分記錄卻涉及了一批唐宋以來的傳世名跡，如宋徽宗《臨古圖》、王時敏《晴嵐暖翠圖》、郎世寧《百駿圖》等等。經(jīng)比照可知，這些畫作全部是收錄于《石渠寶笈》的乾隆皇帝書畫收藏中的稀世珍品，著實令人錯愕不已。

其中包括李公麟《五馬圖》在內(nèi)的一段記錄是這樣的：

李龍眠《五馬圖》、黃魯?shù)溃ㄗⅲ簯獮椤爸薄保╊}、（toute réaliste）。燕文貴、秋山蕭寺、倪陸之贊。（似狩野派）○唐宋元畫冊、煙客老親家題董玄宰為（注：原文如此，應識讀為“董玄宰為煙客老親家題”）。○林泉清集、王蒙、紙本、其昌之贊。（錄自《芥川龍之介全集》第23卷）

仔細揣摩，就會發(fā)現(xiàn)上述文字不大可能是抄錄來的，而是親眼見到原作時的現(xiàn)場記錄。這是因為，原文括號中的“toute réaliste”“似狩野派”等評語，必定是過目真跡之后的觀感。而在芥川的另一個筆記本上，則記錄著陳寶琛家的地址：“西城靈境井兒胡同 陳寶琛”。身為末代帝師的陳寶琛在此時期，曾多次將宮中藏畫借出宮外，這由溥儀的《我的前半生》所記而廣為人知。那么，芥川龍之介有沒有可能在陳寶琛家里，看到了李龍眠的《五馬圖》以及《唐宋元畫冊》的真跡呢？如此推斷難免讓人將信將疑，但事實上，確乎如此。

能夠坐實上述推斷的，是《芥川龍之介全集》第20卷收錄的1925年7月17日芥川龍之介寫給犬養(yǎng)健的一封信。犬養(yǎng)健是政治家犬養(yǎng)毅的次子，受家庭熏陶，也有書畫之好。犬養(yǎng)健已決定1925年8月去北京訪畫，所以就造訪書畫藏家求教于芥川龍之介，芥川回復道：“北京的收藏家陳寶琛之外還有景賢、寶熙等諸先生。”“若去訪問陳寶琛先生，不必多言，自會出示，可以看到徽宗臨古、郎世寧百駿圖、唐宋元畫冊、李龍眠五馬圖等。”這封信寫于1925年7月17日。

有這封書信佐證，就可以斷定記載在筆記本上的一件件傳世絕品，確為他在靈境井兒胡同親眼所見。這樣也就能解釋，為何他在京期間反復在寫給友人的信函中提到“御府”書畫。比如，6月24日致徘人瀧井孝作：“北京真乃王城之地，只能以壯觀形容。如御府的畫，多有他處難見之神品。”同日，致其主治醫(yī)師徘人下島勛：“我每日身穿馬褂東奔西走。此處御府的畫絕佳（文華殿的陳列品甚為貧弱）。若是在北京的話，我覺得留學一兩年也是可以的。”——“御府”藏畫中的精粹，竟讓他有了在北京留學之想。再有，6月27日致小穴隆一：“文華殿的畫別無大作，御府的畫里才有絕品。不限于畫，一定想讓你看一下中國。”小穴隆一是油畫家，也是芥川的摯友，他擔任了芥川多部作品集的裝幀設計。

根據(jù)這幾封提及“御府”藏畫的書信寄出的時間，可以判斷他在陳府看畫的日期，應該就在數(shù)日之內(nèi)，也就是他抵達北京后第二周的某一天。到底是何種機緣讓這位日本作家看到了一批宮廷藏畫？當然，芥川龍之介對此一定是有濃厚的興致和足夠的觀賞動機的。他極好元四大家的文人畫，來中國之前剛發(fā)表過一篇題為《秋山圖》的小說，這個短篇改編自惲壽平《甌香館畫跋》中的《記秋山圖始末》一文，講的是失傳名畫黃公望《秋山圖》的故事，據(jù)此可知芥川龍之介極高的藝術品位與修養(yǎng)。但即便如此，陳寶琛專門為了芥川龍之介而將這批內(nèi)府藏畫借出深宮的可能性也不大。

就在1922年日本《國華》雜志1、2月號上，分兩期連載了中川忠順撰寫的《李龍眠與白描體 關于所附五馬圖卷》，對此，張明杰在文章中也特別提及，因為這篇附圖的長文是百年來讓《五馬圖》廣為人知的最早文獻。中川忠順時任東京帝國大學美術史講師，他與雕塑家新海竹太郎于1921年4月底來華，主要目的是考察云岡石窟。他們委托在北京開設山本寫真館的山本明拍攝了云岡石窟，回國后印行出版了限量版畫冊《云岡石窟》。因此，《國華》所刊《五馬圖》照片，也必定是二人在京期間拍攝的。中川、新海6月14日離開北京，所以他們看到《五馬圖》的時間，很可能早于6月10日到京的芥川龍之介。

芥川龍之介去陳府看畫的原委，因資料不足尚無從知曉。但有一個細微的線索顯示，陪同他前往的有可能是大阪每日新聞社記者松本鎗吉。因為芥川回國兩月后的9月30日，在寫給松本鎗吉的信函中提及：“陳先生的字確已到手，非常感謝。呈上南宗畫集一冊，煩請轉(zhuǎn)交陳先生。”筆者推測這個“陳先生”，即陳寶琛。《南宗畫集》是東京帝室博物館編輯出版的收錄了日本文人畫精品的畫冊，芥川似以此答謝陳寶琛對他的題贈。所以，松本鎗吉很可能就是芥川與陳寶琛之間的牽線人。或許芥川龍之介深知，在陳府有幸看到一批中國古代書畫中的曠世杰作，實屬難得的機緣，不宜過度聲張，否則會給陳寶琛帶來麻煩。所以他在自己的游記里對此只字未提。

那么，前文提及的來北京之前曾得到芥川龍之介親授機宜的犬養(yǎng)健，是否如其所愿在陳寶琛家看到了《五馬圖》呢？其時，早已沒有這樣的機會了。因為犬養(yǎng)健來北京已是1925年8月，因馮玉祥發(fā)動北京政變，陳寶琛隨同溥儀住到了天津，每月只有數(shù)日回京。《五馬圖》也和1000多幅宮內(nèi)精品書畫一起，通過下賜溥杰的方式被帶出宮，再轉(zhuǎn)運到了天津。犬養(yǎng)健在即將離開北京的前兩天才見到了陳寶琛，他在《北京印象后記》一文中寫道：“正如我預感的那樣，拿出來的畫里，已在東京有所耳聞的徽宗的臨古卷、李龍眠的五馬圖、網(wǎng)羅了唐宋元名家的畫冊、郎世寧的百駿圖等珍品皆不在其中。當然，我很失望，但是前一年馮玉祥發(fā)動政變后，聽說先生拜領的書畫為避難而全部存入到外國銀行。我還是沒有刨根問底地打探那些畫的所在。”但在陳寶琛的家里，他也絕非一無所獲。犬養(yǎng)健仍然看到了王時敏《晴嵐暖翠圖》、王石谷《仿沈石田雪景山水畫卷》、文徵明《江南春景圖》、新羅山人《沒骨山水圖》、文徵明《淡彩山水圖》、黃道周《孤松圖》等珍品。

而這一時期，《五馬圖》在天津的遭遇，有張伯駒《春游瑣談》中的線索可循。按其記載，溥儀在天津日本租界張園居住時，“日本某侯爵欲以日金四萬得《五馬圖》卷”。以及陳寶琛之甥持《五馬圖》的四幅畫向天津鹽業(yè)銀行押款兩萬元，后歸還一萬元，取走了《五馬圖》卷。1928年11月，陳寶琛之甥劉驤業(yè)將《五馬圖》帶到了日本，最終賣給了實業(yè)家末延道成。近年來，日本學者高野繪莉香根據(jù)照片比對指出，在1921年中川忠男攝影之后，《五馬圖》的原畫上多出了一方末代皇帝的“無逸齋精鑒”的鑒賞印。

以上，是對百年前《五馬圖》被借出深宮為芥川龍之介所見始末的查考。但芥川龍之介在陳府過目的，遠不止《五馬圖》一幅。芥川龍之介看到的，就包括《唐宋元畫冊》、燕文貴《秋山蕭寺圖》、宋徽宗《臨古圖》、王蒙《林泉清集圖》、王時敏《晴嵐暖翠圖》、郎世寧《乾隆肖像》《百駿圖》等。這些畫中極品的震撼力，讓這個在日本如日中天的小說家產(chǎn)生了想在北京留學的念頭。如今，這些清宮藏畫中的至寶已流散于世界各地，在任何一個空間里飽覽這些書畫的全部真跡都已不復可能。

其實，芥川龍之介對他幸運的觀畫經(jīng)歷，也并未秘而不宣。1922年10月《中國美術》雜志刊發(fā)了他撰寫的《中國的畫》一文，在題為“松樹圖”的第一章里，他稱贊倪瓚的一幅神品時寫到：

我看到的云林只一幅，那一幅是在宣統(tǒng)帝的御物、名為今古奇觀的畫帖中。畫帖里的畫，大部分似為董其昌舊藏。被稱為云林之筆的，文華殿里也有三四幅。可是和畫帖中雄勁的松樹圖相比，畫品低劣許多。我見過梅道人的墨竹，黃大癡的山水，王書明的瀑布（并非文華殿的瀑布，而是陳寶琛氏所藏瀑布圖），或許是氣稟所致，令我俯首的都不及云林的松。

芥川所說的“今古奇觀”畫帖中的“云林的松”，筆者推測，可能是指《唐宋元畫冊》中的倪瓚《山水》，而“王書明的瀑布”，可能就是其中王蒙的《松路仙巖》。《唐宋元畫冊》中，包括了王維《雪溪圖》等12幅畫作，又題為《名畫大觀》。“今古奇觀”之稱，應屬記憶之誤。芥川說倪瓚的畫上雖然只畫了巖石上生出的一棵松樹，樹梢上籠罩著些云煙，但這“幽絕的世界”，只有倪云林能體會得出，他畫出了自己“胸中的逸氣”。這讓他在觀賞時不禁想，“到底是莫奈的薔薇更真實，還是倪瓚的松樹更真實，其實要看對于真實如何理解。”這段話也讓人想起他面對李公麟《五馬圖》時的現(xiàn)場觀感，當時，他在筆記本上寫下了一個法語詞匯“toute réaliste”，意思是：“完美的現(xiàn)實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