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唐頓莊園》海報 資料圖片

不久之前，電影版《唐頓莊園》在美國上映。雖然這部被媒體譏為“關于一頓飯”的影片一開始并不被看好，但是卻勢不可擋，擊敗了布拉德·皮特的《星際探索》、西爾維斯特·史泰龍的《第一滴血5》，榮登北美票房榜首。就像對往年的英倫“宮廷劇”一樣，美國人似乎對其偏愛有加，盡管這部電影主要敘事線索之一確實是“關于一頓飯”的事兒：喬治五世與瑪麗女王蒞臨唐頓莊園，克勞利一家灑掃庭除，烹制“御膳”，主仆上下忙作一團。

一

中國文化里有一個詞——飯局，其實英國人也深諳此道。一些影評人就從《唐頓莊園》中看出“吃飯的政治學”來。影片中有這么一幕，看似無心，卻意蘊深長：廚娘帕特莫夫人用一劑安眠藥將隨行的法國御廚“放倒”，以純正的英國菜品替換了原定的法國食譜，得以大展廚藝，饗宴國王一行。英國國王吃什么？當然要吃英國菜了。就連為宴會提供菜蔬的店主也不無自豪地說：“我會終生記住這一天……如此無上的榮耀。”所謂說者無心，聽者有意。有影評人便認為，沒有比這一舉動更富有排外色彩的了，可謂直指人心。這部電影由此毫不掩飾地回應了英國脫歐的主旨：對于“歐洲味兒”的拒斥。英國人從這種“味兒”中嗅出布魯塞爾繁文縟節、頤指氣使的存在，也即一種壓迫性的高高在上的在場。影片中的法國大廚傲慢得近乎滑稽，或許代表了英國人心中對于歐陸文化的成見：英吉利海峽對岸的人煩瑣無聊，且不可一世。

美食顯然遠非英人的長項。曾幾何時，英國菜幾乎貢獻了西方世界所有與烹飪相關的笑話。大偵探波洛一語中的：“英國人沒有好吃的，只有吃的。”弗吉尼亞·伍爾夫在《到燈塔去》中托小說人物之口道：“所謂英國的烹飪法，簡直糟糕透了。”之后，某位在場的先生將英式咖啡稱作“英國人稱之為咖啡的那種液體”。此類譏諷之詞，并不鮮見。英人不善調和鼎鼐，幾成定論；而英國菜則成了外國人對英國抵瑕陷厄的一個標靶。喬治·奧威爾曾寫道，一位法國作家說：“最佳的英式烹調當然就是法式烹調。”如此的揶揄調侃自然令奧威爾大為光火。他以《為英式烹飪一辯》為題，列舉了熏魚、圣誕節布丁、糖漿餡餅、蘋果布丁等若干英倫美食，并輔以烹制方法。這個題目顯然踵武了詩人西德尼、雪萊“為詩一辯”的傳統，可見奧威爾對為英國菜正名一事還是盡心盡力了。不過，正因為此，這篇文字讀來有欲蓋彌彰的嫌疑——所謂著力太猛，反而露拙。讀袁子才《隨園食單》，一看便是出自老饕之手，隨意拈來、落筆即成，而奧威爾之作卻有搜腸刮肚之嫌，似乎為炮制這份食譜頗費了一番心思。其本人也不得不承認英國食物重油重糖，“有些粗暴”。

不過，一國之飲饌不止于果腹，還關乎一國之審美與文化。奧威爾文中這番類似于“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兒……”的枚舉不僅是為英式烹飪一辯，也是為英國文化一辯。文中慨嘆“現在很難找到能吃一頓英國風味的地道好菜的飯館了”，也不諱言“不是自然法規定英國的飯館家家都必須是外國的，否則就糟糕。改進的第一步將是英國公眾自己不再采取那種長期忍讓的態度。”面對外國菜的入侵，英國人應該奮發，至少首先在精神上采取攻勢。英國菜為英國專屬，是英國文化的組成部分，代表了本土、地道的英國味兒，借用奧威爾之言，“它們是我們的特產”，好吃與否不重要，重要的是其背后的文化乃至政治寓意。這種以吃談英國之獨特性，并由此勾連文化認同，指向民族自豪感的做法，不禁讓人想起英國現任首相鮑里斯·約翰遜那句在英國盡人皆知的“脫歐”宣傳口號：“占有我們的蛋糕，吃掉我們的蛋糕。”——英國人的蛋糕是英國人的，容不得別人瓜分。這種“獨一份兒”的霸氣，透著一種老式的自豪感和例外感。由此可見，吃飯確實是件政治意味十足的事兒。

《唐頓莊園》在美國劇場風光無限，卻適逢英國政壇窘況頻出，脫歐之事遲遲未決，以至連吃飯這般稀松平常之事都令人浮想聯翩。自今年七月，約翰遜臨危組閣，意欲手起刀落，斬斷戈爾迪之結，卻接連折戟，險象環生，似乎越來越難兌現10月31日前正式脫歐的允諾。看似人畜無害的《唐頓莊園》也被賦予了寓言色彩，講故事、賣情懷的影視作品沾染了曖昧的政治。一種文化傳統或生活方式的衰落，昭彰卻又極易被人忽視的一點跡象是對其漸生的懷舊感。一旦這種懷舊感開始縈繞甚至占據人們，這一文化傳統與生活方式也大略到了盡頭。不過，這又會帶來表面的繁榮：人們會就此付諸更多的關注、思考、談論與寫作，似乎以種種精神層面的過度矯飾，補償內心深處對逝者如斯、無可挽留的不安。不明就里者還以為它的黃金時代來臨了，而事實上這更像是一種回光返照。從一定意義上說，懷舊是一種類似于“內卷式”的現象：一次依依不舍的回眸，就如希臘神話中那條自噬其尾的蛇。一旦嗅出其彌散于空中的氣味，大量的影視作品和出版物便如潮水般一涌而至，無限自我復制、增殖，生產泛濫而廉價的懷舊感，賺得缽滿盆滿、名利雙收。與此同時，這一過程又會反哺消費者的思想意識，于是循環往復。這就是懷舊的經濟學。《唐頓莊園》自然屬于其生產—消費鏈條中一個環節。

二

實際上，《唐頓莊園》并不是英國唯一一部被寓言化、注入“隱喻性”的文藝作品。贏得多項奧斯卡大獎的《至暗時刻》就被人回溯性地解讀為關于英國當下處境的寓言。彼時歐洲諸國紛紛淪陷，但英國人在丘吉爾領導下傲然屹立，對抗軸心國聯盟。現在的情形幾乎如出一轍，只是對手變成了歐盟。考慮到脫歐公投以來接二連三的挫敗，將當下視作英國戰后的“至暗時刻”似乎并不為過。有意思的是，約翰遜本人將丘吉爾視作偶像，并寫過一本丘吉爾的傳記。由此一來，流行的、民間的文化往往如一國思想動態之風向標，隱而不宣地標識了其意識深處的基本動向。不僅鴻篇巨制的影視大片有這般映射人心的功效，就連短小的民間童話亦是如此。繽紛炫目的影視作品其實與淳樸天真的民間童話所反映的國民心理有著相通之處，在其看似云泥之別的表象之后有著相似的思維方式與民眾基礎。這些作品前后連貫，形成了一條側寫“英國精神”的譜系。

在這個意義上，也許《唐頓莊園》和《三只小豬》《杰克與豌豆》《小矮人湯姆》《巨人殺手杰克》等經典英國童話有著異質同構的思維方式。這一論斷看似令人咋舌，實則并非言過其實。科林·曼拉夫在《英國奇幻文學》一著中對英國童話進行了鞭辟入里的剖析。他指出，相較于多以“自我提升”為主旨的格林童話，英國童話則多強調“保護事物原有的面目”。在上述童話中，一個共有的主題是“自我保護”，它們反映了英國民眾“樸實的保守主義”，甚至可以歸因為“一種固有的島國品性、一種堅持自我的欲望”。它們共同描畫了一種對于外部威脅的警惕心理。

由是觀之，約瑟夫·雅各布斯所收錄的那些著名的英國民間童話無異于一面表現“英國精神”的鏡子。相較于乏善可陳的餐食，英國童話聞名遐邇。作家董橋先生曾愜意地憶及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在倫敦的舊書店翻看兒童書的情形，從碧雅翠絲·波特的《彼得兔》、劉易斯·卡羅爾的《愛麗絲夢游仙境》，J.M.巴里的《彼得·潘》、肯尼斯·格雷厄姆的《柳林風聲》到A.A.米爾恩的《小熊維尼》，老先生如數家珍般悉數道來，似乎幾十年后仍意猶未盡。這些故事引人入勝，情節精巧，也是英國人童年記憶的組成部分。董先生為此萌發了童心，不無遺憾地寫道：“不是在英文世界里度過童年不熟悉英文兒童文學。”事實上，英國兒童文學不止于上述作家創作的“文學童話”，還有一大部分是那種世代相傳、出處不可考的民間童話，如雅各布斯所輯錄的《三只小豬》等故事。在一定意義上，這些流傳廣泛、采自民眾的故事更具有一個民族、一種文化的代表性。它們并非只是娛樂兒童的幼稚荒誕的故事，還常常負載著民俗學、社會學方面的意義。

對中國引介與研究外國童話有著開山之功的周作人曾如此寫道：“（童話）其用在探討民俗，闡章史事。”由此看來，一方面，對于童話自然要“姑妄聽之”，不可太過計較邏輯、道理。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在周氏兄弟、孫毓修、鄭振鐸等人帶動下，西方童話始入中國、扎根生長，也招致頗多非議。為此魯迅先生寫道：“對于童話，……有的說是貓狗不應該會說話，稱作先生，失了人類的體統”，不過，他寬慰這類人物說：“我以為這似乎是‘杞天之慮’，其實倒并沒有什么要緊的。”另一方面，在童話背后也常常有著豐富的信息。對于自己翻譯的俄羅斯童話，魯迅認為它們“雖說‘童話’，其實是從各方面描寫俄羅斯國民性的種種相”。在他看來，俄羅斯童話也“寫出了老俄國人的生態和病情”。如此看來，童話似乎有著雙重的作用，取徑不同，結論亦大異其趣。不同國家的童話雖可被普洛普、施特勞斯、格雷馬斯等民俗學家、人類學家提取若干共有的結構性要素，指向形式層面的共性，但回到意義的維度則又有著萬殊之妙。

英國詩人奧登就曾指出，童話可以是孩子們的消遣讀物，也可以是人類學家或比較宗教學的文獻。他發現了某些法國民間故事和格林童話之間的相似性，但同時也強調其相異之處，并對法版與德版的“漢瑟爾和格蕾特爾”進行了一番比較。在他看來，童話關乎希望，表述了幻想的世界，但并不意味著它們就是“避世的”：“民間故事主要讀者是成年人”，“它們包含著一些來自古代儀式和神話的因素”。不同族群自然懷有不同的希望，有著不同的儀式和神話，講著不同的童話。換言之，讀一國之童話則無異于考察一國之精神希望了。

在《現代世界的誕生》這部講演錄中，英國劍橋大學教授、社會學家艾倫·麥克法蘭指出：“格林兄弟、佩羅、安徒生的民間文化傳統不可能與英格蘭配套。”英國童話有其獨特之處。事實上，曾致力于采集意大利民間童話的卡爾維諾就認為，各國都有自己的童話，反映了不同的民族精神。他將德國童話稱之為“德國‘民族精神’無名的產物”。這么一來，英國民間童話則無異于“英國‘民族精神’無名的產物”了。

《英國民間故事》一書的編者丹·肯丁、艾米·道格拉斯在該書前言中稱：“難道還有比通過流傳不知多少世代、至今仍然鮮活的民間故事了解另一國度、另一民族的更好的方式嗎？”閱讀一國之童話有助于更深刻地“識其民”“知其史”。就英國而言，兩人指出，英國的民間童話講述了國民的“幽默與歡欣、哀傷與悲痛、奮斗與希望”，并且通過祖祖輩輩的“講故事的人”，保持著強大的活性。

這些故事中，《三只小豬》無疑是那種最原汁原味的英國童話，反映了最本真、最深層的英國精神與國民心理。借用肯丁與道格拉斯之言，此類故事“反映了英國人的道德、信仰與幽默感。盡管這些主題在其他文化中均能找到，但是在這里卻有著一種明顯的英國特征”。曼拉夫戲稱，《三只小豬》寫了“一個經典的私營建筑業”，它與上述童話以及《玫瑰樹》《醋夫妻》《三頭小熊》等其他故事反映的都是關于守護的主題，構成了關于保衛家園、抵御侵略的寓言。它主張“守”，表述的是一種防御的姿態。

這個以老舊的“三段式”敘述法講述的故事，底色是“守衛家園、抵御外患”。伴隨著漸強的敘事節奏，故事急促推進，家園一一淪陷，幾近退無可守，而在四面楚歌之時，突然反戈一擊，轉敗為勝。在這些故事中，主人公身陷其中的并非勢均力敵、公平公正的對決，而往往敵我勢力懸殊，是一種“大衛與哥利亞式”的小不點兒對巨人的態勢，因此具有了悲壯的色彩。英國歷史上也不乏這樣的足以引以為豪壯的事件。這類事件在后來的歷史書寫中被建構為英國歷史的轉捩點，也是英國人居厄之時，念茲在茲的掌故，成了關于國家命運的隱喻。這個巨人往往來自歐洲：西班牙在十六世紀、法國在十九世紀、德國在二十世紀先后扮演了這一角色。這些事件所暗示的是一種不畏強敵、以一敵百的精神信仰，于國祚將傾之時，憑一己之力力挽狂瀾。這種信仰當然幫助英國人渡過了倫敦空襲，但也易扭曲為一種盲目的自信，一種近乎冥頑不化的自以為是。在如日中天的大英帝國，它是一種自信，而在輝煌不在、國力式微的“小英格蘭”，它則成為一種罔顧事實的自閉了。也許正如奧登所言，“希望”是童話中事件的動因，而“所有希望都是以想象的當下替代現實的當下”。

“分裂之屋不能持久”——這是林肯留給美國人的智慧。那么英國這座老房子呢？有則著名的古諺最能說明英國人的態度：“英國人的家宅是他的城堡。”劍橋大學社會人類學系麥克法蘭教授指出，這句話體現了英國人的獨立性和個人主義。從某個角度講，這是一種堅守陣地、寸土不讓的原則，表征了一種保衛自身獨特性的抗爭的姿態，因此與《三只小豬》的故事中對于建造、保護與抵御的強調有著一定的相通之處。童話里的小豬終于以磚砌的小屋擊敗了大灰狼。然而，現實中，英國這座房子卻近乎分崩離析：“留派”與“離派”之間方枘圓鑿，矛盾愈演愈烈，這座舊宅雖一時不會傾圮，但也危居于劇變的節骨眼上。

英國人是生活在童話里嗎？高貴典雅的唐頓莊園是否只是某個童話故事里的一座城堡呢？影片的最后，老伯爵夫人問道：在這么“一座屬于另一個時代的房子”里，一家人還能這樣繼續生活下去嗎？格蘭瑟姆伯爵在一番思索后，答道：“我想我們已經與它無法分離了。”

這是否也是一個隱喻呢？

（作者：孫紅衛，系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