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罪之最》是西班牙導演奧里奧爾·保羅繼《看不見的客人》之后的懸疑新作，這部八集的迷你劇一經推出便收獲大量好評，成為今年5月榜單上的熱劇——優秀的懸疑敘事把人們的目光引向了原著作者：美國知名懸疑小說家哈蘭·科本（Harlan Coben）。《無罪之最》正改編自科本2005年的同名小說（The Innocent），同時他也擔當了本劇的編劇。

哈蘭·科本寫有“米隆·波利塔系列小說”和眾多獨立的懸疑小說，這些作品被翻譯成40多種語言，在全球發行量超過6000萬冊，并數次登上《紐約時報》暢銷榜榜首。哈蘭·科本是第一位包攬愛倫·坡獎、沙姆斯獎和安東尼獎三項國際推理文學獎的美國作家，也是第一位入選英國年度圖書獎的美國人。《無罪之最》不是他的作品第一次被搬上銀幕，法國電影《不可告人》、Netflix電視劇《林中迷霧》《陌生人》都由其作品改編而來。這些都讓科本在神秘小說和驚悚小說領域享有很高知名度。

美國懸疑小說家哈蘭·科本（Harlan Coben）

小說《無罪之最》（又譯作《天堂的咒怨》）講述了主人公馬特和妻子被卷進重重謎案之中，一段不為人知的往事也因此而浮出水面：

年輕的馬特本來過著順風順水的大學生活。在一次酒吧沖突中好意勸架的他，卻陰差陽錯地誤殺了一位同齡人。出獄后的馬特一心想要重回正常的日子，他在哥哥的律師事務所找到了一份工作，與心愛的女子奧利維亞結婚，并在最近迎來了妻子懷孕的喜訊。然而麻煩開始不斷找上門來：先是突然收到妻子與他人通奸的視頻錄像，然后又莫名其妙地遭到一個男人的跟蹤。為了尋找合理的解釋，馬特決定尋求私家偵探的幫助，主動出擊。另一邊，羅蘭警官（即劇中的奧爾蒂斯）正著手調查本地天主教學校內發生的修女遇害案，此案與最近兩樁命案聯系在了一起，而種種線索竟然都指向了馬特。背負著早年罪愆的馬特為了事件的真相而奮爭著，他不知道自己已經成為警察的懷疑對象，更不知道即將面對妻子身上的一段不可告人的秘密。

《無罪之最》的一大寫作特點就是多線敘事，小說在馬特、羅蘭警官、奧利維亞等多個視角之間來回敘述，幾乎每一章變換一次，讀者對案件全局的了解也隨著不同角度的呈現而一點點增加，這無疑極大地加強了閱讀快感，讓人迫不及待想翻到下一頁。當然小說也存在一些缺點。從小說標題來看，作者似乎想嘗試探討“罪”的概念，可是諸如“馬特當年殺人真的是意外嗎？”“什么樣才可被稱為無罪？”等問題直到小說結尾也沒有得到回答，這就讓主人公的心路變化顯得意味不明。

馬特與妻子奧利維亞（Netflix《無罪之最》劇照）

《無罪之最》算得上是一本典型的驚悚小說，不過這并不是哈蘭·科本唯一擅長寫作的類型。通常所謂犯罪小說（crime fiction）可以被劃分成許多個亞類，但對出版業而言，最基本的兩個分類乃是“神秘小說”（mystery）和“驚悚小說”（thriller）：神秘類強調解謎，一個偵探或警官經過層層推理，弄清案件的經過，找出兇手，讓真相大白于眾，也讓讀者為小說人物精妙的破案手段所折服；驚悚類則不然，小說中的犯罪活動并未結束，而是不斷向前推進，人物的處境或行動也隨之不斷改變，懸疑的和聳人聽聞的橋段往往令讀者時刻保持緊張，迫切想知道后面的劇情——科本早期的作品以神秘小說為主：體育經紀人米隆·波利塔（Myron Bolitar）總是想出手幫客戶和朋友的忙，結果歪打正著地做起了私家偵探的活，一次次參與偵破各種案件。正是這些具有犯罪喜劇、偵探推理元素的系列小說為科本帶來了巨大的名聲。到了后來，當他開始嘗試創作獨立作品的時候，才轉向了驚悚小說，此時的主人公不再是什么偵探，而是居住在新澤西州郊區的一些普通人，他們之所以去揭露真兇是為了拯救自己的生活，或保護身邊的至親。

但不管是寫神秘還是驚悚，科本都希望自己的書能成為他口中的“沉浸小說”（novels of immersion），讀者一拿起就放不下，時刻想翻到下一頁。他說：“我的書是那種你帶著去度假，但一打開就窩在酒店房間里，寸步難離。我的書是那種你晚上十一點開始看，結果一直熬夜讀到了凌晨四、五點鐘而不知。”出色的銷量或許能說明科本小說的誘惑力，而這應當歸功于作家熟稔于心的寫作題材和技巧。

對于發行冊數動輒超百萬的作家來說，必須讓廣大讀者記住自己的一個標志性特征：湯姆·克蘭西（Tom CLancy）憑借對軍事技術的熟稔而受到讀者的熱捧；詹姆斯·帕特森（James Patterson）則將古典神秘小說傳統、連環殺手反派和對警方程序的描寫熔于一爐；斯科特·杜羅（Scott Turow）在法庭推理小說中刻畫了前所未見的庭審細節；詹姆斯·李·伯克（James Lee Burke）則因對受種族主義和貧富差距之困的南方社會的描繪，贏得了“犯罪小說中的福克納”這一美譽——每一位暢銷書作家都意味著一塊響當當的招牌，出版社會幫助他們推銷，幫助他們建立獨屬于自己的商標。

在哈蘭·科本那里，這塊商標就是城郊犯罪與家庭驚悚。“哈蘭常寫遇險的家庭，”企鵝出版集團的CEO菲利斯·格蘭說，“沒多少作家能寫得像他這樣好。這就是為什么杜登出版社（Dutton）能夠成功打響他的品牌。”縱觀科本轉型后的作品，它們無外乎都在講述夫妻、親子之間的故事，講述家庭成員如何隱瞞了一個巨大的秘密，而被壓抑的過去實則塑造了今天的自己，無處逃遁（就題材而言，科本的作品與另一位美國懸疑小說家，瑪麗·希金斯·克拉克較為相近）。小說主人公也以男性居多，他們是丈夫，是父親，突如其來的危險使得生活不再如表面般平靜，中產階級的美國夢乍然破裂，人物被迫去追蹤一樁樁疑案，以便挽救自己不幸的生活。

科本喜歡想象普通人在極端情況下的表現：“我試圖去寫那些像你我一樣的人，他們已經盡力做到最好了，但麻煩卻還是會找到他們頭上。”他筆下的大部分角色很難用善惡去簡單描述，也沒有非常純粹的反派（villain），因為在科本看來，反派其實就是一般人在特定境遇下會變成的模樣。他小說的人物都是一些“灰色人物”（gray character），身臨險境，因而在惡的邊界不斷試探：“我認為，善與惡的分界線，就跟棒球比賽的罰球線差不多。它很細，是用石灰那種劣質材料畫出來的，一旦你踩過去，犯規與否的區別就開始變得模糊了。”對科本來說，好的懸疑作品應該去塑造盡可能真實的人物，而不是討喜的人物。

反轉（plot twist）是科本的另一個標志性元素。如《無罪之最》就充滿了各種反轉（電視劇亦然）：馬特在酒店里遇到了誰？聯邦調查局的里茲主任（即劇中特別犯罪科的泰奧）為何對該案格外上心？死去的修女為什么會給馬特的嫂子打電話？真正的幕后兇手是誰？每到揭露真相的關鍵點，小說都會出現反轉，讀者都不免發出“原來是他/她”的感慨。

科本把反轉當成是自己小說的一個基本模式。反轉一定要能在整個故事里站得住腳。在寫作的過程中，他會不斷回顧寫好的材料，然后琢磨、構思，嘗試把毫無關聯的幾個人物、事件放到一起，看看它們能否交織出一些有意思的點子。反轉固然給人以驚喜之感，但在科本看來，這是因為讀者總是忽略掉眼皮底下的東西：“我覺得反轉就像一個不斷聚焦的鏡頭。剛開始的時候還很模糊：你看到一個身材較高、有著黑色長發的人，然后你說，哦這是辛迪·克勞馥（注：美國女模特）。接著鏡頭的聚焦變得再清晰一點了，你發現鼻子有點不太像，你就說，哦其實是雪兒（注：美國女歌手）。等到最后，一切都聚焦完成時，你才發現這個人原來是霍華德·斯特恩（注：美國男藝人）——而你本該從一開始就認出斯特恩來！”科本堅信，好的犯罪小說家應該“戲弄”讀者的認知，不斷更新他們對事件的理解；但“戲弄”絕不是胡編亂造，而是告訴讀者，其實真相一直就擺在眼前。

和許多遠近聞名的暢銷書作家不同，哈蘭·科本沒有接受過任何文學方面的教育。年輕的科本就讀于馬薩諸塞大學的阿姆斯特學院（Amherst），主修政治科學（有趣的是，他在大學時期就結識了不少未來的作家：大一那年，他和大衛·福斯特·華萊士同住一棟宿舍；而在學校兄弟會里，他遇見了《達·芬奇密碼》的作者丹·布朗）。科本從未打算成為一名職業作家，畢業后的計劃是去家里開的旅游公司打工。然而，一次在西班牙做導游的經歷讓他萌生了寫小說的想法，他動筆寫下了第一部習作，自此一發不可收拾。科本就這樣摸索著寫，一直都第四部作品《地獄的階梯》（Play Dead），他才第一次找到出版商，并順利簽下了下一本書的合同。所以科本總是強調自己并非一戰成名的那種人，他今天的成功都是一點點積累而成的。

對科本來說，學習寫作的最佳途徑就是去閱讀，“沒有人教你如何寫一本犯罪小說，你必須不斷體會前人的作品”。科本喜歡看那些自己一旦捧起就放不下的小說，因此這也是他想要去寫的東西。他早期的那些神秘小說都是對雷蒙·錢德勒和羅伯特·B·帕克（注：著有“偵探斯賓塞”系列）兩位前輩的模仿。他最喜歡的作家是菲利普·羅斯。正是這些人構成了他所受的文學影響。

要維持自己的名氣并非易事，這意味著產量必須足夠穩定。至今，科本仍然保持一年寫一本小說，今年3月才出版了“米隆·波利塔系列”的新作Win，以波利塔的伙伴Windsor為主角。他的生活就是在寫書和簽售這兩件事之間往復。這么做是因為科本自己對圖書銷量的執著：科本如今享有令人艷羨的版稅，不過比起錢本身，他更關心每本新書的銷售數字是否高于前作，更關心自己是不是登上了《紐約時報》暢銷榜第一，這些數值極大地構成了他寫作的驅動力。不妨說，科本對待文學的態度頗像一位精明的商人，把寫小說當成一門產業。寫書頻率太高，可能會導致小說內容趨同化，不過從市場價值的角度講，同質化可能最有利于維持一名作家的商業吸引力，因為出版社瞄準的就是那些品味較為穩定的讀者群。

不少作家會抱怨出版社施加了太多條條框框，限制了作者的表達，或者出版社規定的寫稿期限太短，沒有足夠的時間打磨作品。科本似乎沒有這種顧慮：“又不是說我是個藝術家，如果這本書銷量表現不好，我就可以跑去跟出版商說，‘我需要更多的創作自由！’那樣的話他們就會答復我說，‘好吧，要是這樣的話，我們就需要收回一部分錢的自由’。”每寫一本新書，靈感總會降臨到科本的頭上，畢竟合約在身，別無選擇。同時他也不認為一年寫一本小說有任何問題，“我的第一本書是從10月1號開始寫的，出于一些神奇的巧合，我是在第二年9月30號寫完它的。”在科本眼中，更長的期限不是打磨作品的理由，反倒可能是拖稿的借口。

縱然獲得了巨大的商業成功，在談及文學界對他的冷漠態度時，科本仍然難掩失望：《紐約時報書評》《巴黎評論》從未刊登過評論他的文章，嚴肅的文學批評家和研究者也不把他放在眼里——這其實也是通俗犯罪小說的一般現狀。為此，科本喜歡強調自己秉持的那種“反精英主義”的工作倫理：“我認識的每一個成功的作家，無一例外都把寫書當成是一項任務（job）。這就是我為什么特別喜歡那句格言：外行才會等著繆斯從天而降；我們其他人只是坐下來干自己的活。這句話說的可太對了。我總是不停提醒自己，我是一個工作者（working man），不是一名藝術家。一個水管工可不會有一天醒來說：‘噢，我今天可修不了水管。’”寫小說是工作不是創作，這個信條將科本哈蘭·科本一點點引到今天的位置，讓他成為他能夠成為的那種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