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色工作坊》是2022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安妮·埃爾諾漫長的創作日記。它像一幅線條錯亂、難以辨認的抽象的畫布，見證了作家的每一本書走向光明的嘗試。本文是安妮·埃爾諾為該書寫的自序。

我越來越有一種印象：無法偏離我已經踏上的寫作道路，而且，我并不十分清楚它是什么，也不清楚它通向何方。因此，編輯瑪麗-克洛德·夏爾（Marie-Claude Char）和米歇爾·加齊耶（MichèleGazier）建議我“往邊上岔開一步”時，我驚呆了：我感覺自己真的辦不到。之后，我思考有什么可以被視為“邊上”，甚至是我已經出版的文本“另一面”，自從近三十年前當我開始癡迷寫作后，被我稱作“寫作日記”的東西。但我敢把那些懷疑、猶豫、徒勞的探索、放棄的線索，像鼴鼠一樣無休無止地盲目地挖著地道，所有這些寫書的前奏都公開嗎？我猶豫了。我接受了冒險。

1981—1982年冬，我發現自己處在一段惶惑的時期。我放棄了那本關于我父親的百來頁的手稿，一本幾年前開始寫的小說。我在幾個寫作計劃之間猶豫不決，但寫了幾頁后都放棄了。有那么一剎那，我做了一件自己以前從沒做過的事情，拿起一張紙，寫下日期，記錄我的猶疑，我的意圖。直到現在，我都沒有把我的寫作與它引我思考的問題分開，而這種探究在手稿中幾乎沒有留下痕跡。在我看來，當我的寫作陷入困境時，這一行為給寫作本身增添了一種平行的考量，我希望退開一步，利用放在邊上的這一頁紙（同樣私人日記也是退開一步看生活）讓自己擺脫困境。不知不覺中，這成了一種習慣。

歲月如梭，紙張越堆越多，到今天差不多有兩百頁了。活頁紙，A4大小，正面是已經用過的，這是一種習慣，與其說是從小就不好意思浪費紙張，不如說是出于一種需要，寫在一張已經用過的、普通的紙的背面：信的草稿、賬單、廣告傳單，這么做可以抹殺所有莊嚴的意味，讓我自己安心。整體看來像天書，紙上的句子雜亂無章，還有方框和箭頭，涂涂改改，相反很少有字詞被劃掉，我在這里所關注的不是要寫得好，而是要收集所有創作的可能。

這確實是一本日記，每一篇開頭都標注了日期。記下寫作的準確時間，這是我從一開始就采用的方法，我想對這本日記的延續意義重大，因為這很快就讓它像一本私人日記，成了一個獨立自主的文本。記下日期，是讓自己有辦法去估算撰寫一個文本所需的時間，給自己一些參照，可以把一個階段的寫作與另一個階段的寫作作比較，以其中一個作為基準，以免自己陷入絕望。但這本日記談不上是真正的“寫作”。上面既沒有草稿、觀察記錄，也沒有突然冒出來的句子，沒有任何與正在寫的那本書相關的素材。所有這些還在其他地方，在其他一些檔案里。這是寫作前的日記，還在摸索的日記，在寫作之初會陪伴我一段時間，而我一旦確信自己可以把正在寫的文本寫完，我立刻就會放棄創作日記，從那以后，甚至連回望、后悔、猶豫都是不可思議的。因此會有幾個月，甚至幾年的空白，和我“真正”寫作的階段相契合。或者根本不是這樣，只是因為生活占據了我更多的時間和精力。

這本日記也越來越成為一本審讀日記，我在里面檢查、判斷一個文本的草稿，對它們進行評論，然后重新開始審讀，之后再評論，有一天覺得自己前一天還覺得“不錯”的東西“一無是處”，于是甚至去重讀之前所有的審讀意見。因此，當我把這些紙張上的內容輸入電腦時，我有一種在黑暗中兜圈子尋找出路、四處摸索、制定寫作計劃卻無以為繼的痛苦煎熬，仿佛一級級梯子都架在虛空中。我問自己：與其把時間花在左右權衡上，是不是不如堅定不移地將某個寫書的計劃進行到底？真正地去寫？因為寫這本日記就像耍了一個小聰明，是一種拖延去寫書的策略，在它滑向噩夢之前，那是遐想不同假設的快樂，一種紙上談兵的欣悅。

但我知道自己無法跳過這個探索階段，不管它持續多久。我需要發現自己想寫什么，了解我的必需，經常是最危險的必需，讓我幾個月投入一個文本的需求，一直和它在一起，不惜任何代價，直到寫完。我暗暗期待這本日記可以照亮我內心的這種需求，我驚愕地發現，在不知不覺中，它總會把我帶到那里，所需時間或長或短，帶我去到我要寫作的內容，最終同意動手去寫。二者不可分割，我需要思考文本的總體結構、廣度、可以讓我實現這一愿望的敘事手法，盡管我很清楚寫出來的東西并不會像計劃的那樣。但事后我發現，我發表的那些文本都遵循了這本日記所偏愛的選擇和宗旨，我有理由相信，這一探索階段遠非毫無用處，它決定了日后書的形式。仿佛我在日記中積累了在日后寫作中可以汲取的經驗和素材。比如我驚訝地注意到，照片的描寫、“我們”和泛指人稱代詞“on”的使用、空自傳（autobiographievide）的宗旨、節日大餐，所有這些早在《悠悠歲月》寫作之前就已經出現在日記里。

或許，在這種執著的探索——或者說過度的謹慎——背后，是因為堅信，用福樓拜的話說，“每部作品都蘊藏著自身有待發現的形式”，對我的主題而言只存在一種形式可以去思考未曾思考之事，有一次我記下了這個。還有另一次，我記下這是唯一符合寫作計劃真相的視角。甚至，正如我的很多開篇所證明的那樣，可以進入這個主題的只有一扇門，就像卡夫卡在《審判》中的那道法律之門。

我不排除另一種解釋。這本日記難道不是反映了最古老的自我和文學范式所施加的種種限制之間的斗爭，帶著它那大眾的、主流的慣習？因為它誕生于我想要用一種不背叛我祖輩的文學形式去記錄和顯示世界觀時產生的困惑。對叛逃者或流亡者而言，無論是在社會生活中還是在寫作中，沒有什么是不言而喻的。或許他比其他任何作家都更能感受到事物命名的脆弱性和任意性，比任何其他作家都更能感受到他處在巴特所說的語言帝國主義的中心。

錯綜復雜的寫作計劃，采用又擱置，之后又重新拾起，而且很多都花了蠻長時間才完成，最終在經歷了很多變形之后用了別的書名，這一切讀者會感到震驚——感到迷失？比如關于“新城”的小說計劃變成了《外部日記》。我們也會看到《簡單的激情》在日記中被稱為“激情S.”，S是俄國人塞爾蓋（Sergue?）的名字的首字母，很長時間我都打算把它作為20年后《悠悠歲月》的開篇。同樣，《羞恥》（也就是日記中的“52”），1990年動念，1996年寫作，而《事件》（“A63”，“1963年墮胎”的簡稱）有段時間是想并入《簡單的激情》、之后是《悠悠歲月》的寫作計劃里的，后來才成了獨立的文本。尤其是日記中也會出現《悠悠歲月》的醞釀過程，1983年就開始計劃，這將是某種女人的命運，先后被冠名為“RT”（全小說）、“歷史”、“經過”、“世代”、“人世間的日子”，而我真正開始寫作是在2002年。而且幸虧有了這本日記，作為一份真正的資料，我才能在《悠悠歲月》的字里行間準確地再現寫作計劃的誕生和演變。

另一些書，是生活中的意外所致，它們的醞釀過程沒有在日記中提及，比如《占據》《相片之用》。還有一些書，在日記中有寫作計劃，但并沒有落實，可能永遠都不會實現。我經常會有這樣的想法，我的下一本書以及它的形式已經出現在這本日記里了，只是我沒能看出來，因此我注定還要久久地徘徊，一遍遍重復我琢磨猶豫的過程。

當然，重復同樣的問題最終會讓讀者感到厭煩，因此我刪除了1993年到2001年期間大約十幾頁文字，也是最重復的部分。2007年以后寫的也不在里面。就像我不能把沒寫完的手稿給別人看一樣，我也不能把正在創作的計劃公之于眾。我相信只要讓它戛然而止就好。相反，在這本日記中發表幾個正在創作的文本或許可以展現在混亂中的摸索，準備期間內心的煎熬，仿佛所有暗地里的努力，缺乏我們賦予文學創作的偉大，在我們身外，書真正存在的那一刻，才得到救贖，才有了價值。

然而，把這些被視為私密的日記內容公開，在我看來，以這種方式展示自己和寫作“肉搏”的痕跡是有危險的，甚至是不謹慎的。不是因為日記中提到了出現在我生活中的人物、地點和事件——而且是用一種省略的方式，對讀者而言是晦暗不明的——，而是因為我完全暴露了自己的寫作過程，我的執念。直接坦露自己的愿望和野心：讓多一點真相浮出水面。見證寫作如何在孤獨中日復一日地進行，這也是出版這本日記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