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納斯·考夫曼自己的錄音機總是打不開，無法為我們的訪談做備用錄音。他昨晚剛演完《托斯卡》，頭發凌亂，身上穿著一件印著“Boss”logo的皺巴巴的T恤。他把錄音機關了又開。如果是其他歌手的話此時可能就快要失態，但考夫曼則借故起身，走到隔壁房間，搞定了這個技術問題再回來。

他是舞臺上最沉著冷靜的表演者，當年有一次演出《托斯卡》時，飾演托斯卡的演員未能準時登臺，他順勢唱出了“我們沒有女高音。”（譯注：“Non abbiamo il soprano”，這一幕發生于2016年4月的維也納國家歌劇院。）似乎沒有什么能讓他慌亂。我問他是否曾經失態過，他（沉默了大約四拍之后）回憶起來，二十多歲的時候，他曾經在家把一張床的腿踢掉了。

那是他人生的低谷期。他父親庫爾特是個保險經紀，一直逼他好好學數學，找份正經工作。喬納斯最終在小鎮雷根斯堡找到了一個演出機會。而在他首次登臺之前，庫爾特因醫療事故意外去世。“我父親不太贊同我的決定，他認為我在這方面沒有前途。”考夫曼只說了這些。

在默默等待許久之后，2006年他終于從小糊咖一躍成為全球炙手可熱的男高音。紐約以他飾演的齊格蒙德一角為核心策劃了一輪《尼伯龍根的指環》。在拜羅伊特音樂節他也大獲成功。威爾第和普契尼是他的拿手好戲，在馬斯奈的歌劇中他則帶來了最多的意外驚喜。2015年，他成為首位在逍遙音樂節閉幕之夜壓軸的德國歌唱家，領唱《統治吧，不列顛！》，帶著一絲意味深長的微笑。

如今他年屆五十，正處于人生的轉折點。在我們這個即將在BBC廣播三臺播出的訪談中，他拋出了一個頗有震撼力的消息：此生再無意登上英國歌劇舞臺獻唱。像他平常那樣，考夫曼即使在說“我一向非常圓滑”時，也面帶微笑。我反駁他，他真的是個好人嗎？還只是在演戲？考夫曼露出痛苦的表情。“不，這就是我，來我家看看，你就會明白這就是我的真實面目，我還能說什么呢？我就是這樣。”他如此抗議。

他說他很早就在薩爾布呂肯的地方歌劇院里學會了如何自立。當時他的妻子經常在那里擔任主角，而他只能等待替補上臺的機會。他如此抱怨：“每次我都得等到下午兩點，像個奴隸一樣，看看有沒有人需要我。”2006年，他在大都會歌劇院出演了《茶花女》，之后又在科文特花園出演了《卡門》，從而徹底改變了他的命運。他是導演夢寐以求的那種演員——無論是喜劇還是正劇都在行，不管是德語、意大利語還是法語都游刃有余。他不斷學習新的角色，盡管這可能很枯燥。“前十場演出你會擔心唱不到高音C。接下來的十場你又會因為重復太多次而感到徹底厭倦。還好，到了第三輪演出，你終于可以嘗試一些新東西，不必再像個奴隸了。”

他非常厭惡如今這種需要提前數年邀約藝術家的體制。“這違背了藝術家的存在本質，你讓一個畫家為五年后的主題做準備，他肯定會嗤之以鼻，因為他連三個月后要畫什么都不知道。他需要那種創作的過程。在我們這個行業里，創作非常困難，而且受到諸多限制。我再也不用接受這種現狀了。我拒絕接受那些提前五年簽訂的合同。”他如此表態。

這種體制該如何改變呢？他嘆了口氣：“在大都會歌劇院的黃金時代，演出季開幕之夜結束后，魯道夫·賓（譯注：Rudolf Bing，1950年至1972年任紐約大都會歌劇院總經理）會把參演的歌唱家們召集到一起，去街對面找個地方討論他們下個演出季想做什么。歌唱家們都積極參與其中。大家一起創作的那種感覺令人興奮。團隊里幾乎沒人會退出。”

大都會歌劇院如今已成為歷史：他不會再去那里了。“他們在疫情期間對待合唱團和樂團的方式讓我非常痛心。那些人分文未得。音樂家們不得不離開紐約，或者搬回父母家。我做了一場線上直播音樂會，請求聽眾捐款。結果反響很差。”

他對科文特花園的決定也完全出乎意料。我問起他在慕尼黑和維也納都演繹過并大受好評的《彼得·格萊姆斯》，他會在這里演唱嗎？“倫敦還沒人找我，”他簡短地回答。他曾經很喜歡和安東尼奧·帕帕諾合作，但是“托尼離開科文特花園后，我的積極投入明顯減少了”。他表示，這不是因為關系，而在于報酬。“你看到在倫敦的報酬的同時，也會看到像房租那樣的離譜開銷，我真不知道你們是怎么熬過來的。在倫敦的項目你簡直必須帶資進組。”

喬納斯·考夫曼在維也納國家歌劇院演出本杰明·布里頓的歌劇《彼得·格萊姆斯》

這番話應該引起警覺。考夫曼并非唯一一個覺得倫敦不劃算的票房明星。每一季的星光都比上一季黯淡。他低聲說道：“我覺得我們應該得到應有的報酬，你明白我這話里的意思嗎？”目前他的行程表上已無英國的其他演出安排。

這著實令人惋惜，因為格萊姆斯讓他愛上了本杰明·布里頓的音樂。他透露：“下一步是參演《比利·巴德》，”并迅速補充，“我妻子說，絕對不能給我們的兒子看這部戲，因為我總是演得太真實了。”《比利·巴德》是一部講述海軍暴力事件的全男班底歌劇。考夫曼很可能會飾演船長一角，這個角色最初是為彼得·皮爾斯打造。看來我們要錯過它了。

新冠疫情期間，他搬去了薩爾茨堡，并加入了奧地利國籍。他現在是蒂羅爾州小鎮埃爾（Erl）一年舉辦兩次的藝術節的藝術總監。“我不得不動用關系，請求別人幫忙，才請到一些人來——哪怕只來一次。只要他們看到演出酬勞……我們必須提供讓所有人都滿意的質量。”

他現在總是用“是——也不是”來回答我的問題，所以我打趣說他正在從一位敞開心扉的藝術家變成一位精于算計的藝術節經理。他目前正為聘請俄羅斯歌唱家這個棘手的問題而苦惱。他坦言：“擁有那種麻煩護照不是他們的錯，而且時間是有限的，你不可能讓自己的聲帶封凍五年。以前藝術家有特權保持中立。但在這場戰爭中，每個人都必須選邊站隊。”

他最頭疼的是安娜·奈瑞貝科和氣勢磅礴的男低音伊爾達爾·阿卜德拉扎科夫，后者是克里姆林宮的顧問，最近被普京親自授予“俄羅斯人民藝術家”稱號。

考夫曼認為，歌唱家們的黃金時代已經結束。酬勞停滯不動，唱片銷量慘淡。“我真為下一代感到惋惜，我對年輕音樂家們說：只有當你真正熱情如火時才付諸行動。能靠音樂謀生的機會只有千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