聞一多，原名聞家驊，湖北浠水人，詩人、學者。早年求學于清華學校，1922年赴美學習美術，次年出版詩集《紅燭》。1925年回國任教，1928年出版詩集《死水》。聞一多的詩歌飽含深摯的愛國情感，他在《憶菊》中以菊抒懷：“我要贊美我祖國底花！/我要贊美我如花的祖國！”他在《發現》《一句話》《洗衣歌》《七子之歌》等詩歌中表達對當時蒙受深重苦難的百姓的愛，和對祖國復興的深切期盼。他提倡詩歌要有繪畫美、建筑美和音樂美，其詩集《死水》中的作品呈現出新格律詩的鮮明特征。詩歌創作外，聞一多耕耘于古代文學研究諸多領域，從杜甫到全唐詩，再上溯至《詩經》、上古神話等典籍，搭建起古代文學與文化的經緯。 本刊特邀學者陳國恩、顏同林和何婷撰文，從“詩”的聞一多來總結聞一多的一生，評述其詩學建樹，感懷其詩化人格。

——編 者

聞一多

紅燭頌——紀念聞一多烈士（油畫，1979年，中國美術館藏） 聞立鵬 作

“詩”的聞一多

□陳國恩

聞一多創造性地提出了“詩的唐朝”這一范疇，遺憾的是他沒有，或者來不及對這一學術范疇進行深入、系統的闡釋，否則他很可能給中國文學史，特別是唐代文學史帶來嶄新的氣象。今天，我們基于“詩的唐朝”這一概念，嘗試從“詩”的聞一多來總結聞一多的一生。聞一多從新詩創作開始，繼而轉向學術研究，最后投身于為民主的政治運動，貫穿始終的就是詩性精神。詩，是生命極致的花朵。詩與聞一多的生命不可分割。

聞一多在上世紀20年代中期，首倡“新格律詩”，為新詩注入了形式美的要素。正因為如此，一般把聞一多的詩學思想歸入形式美的一路。然而仔細研究，會發現情況并非如此。聞一多詩學思想的基礎，不是帶有古典色彩的形式主義詩學思想，而是基于他個人生命體驗的生命詩學。他的形式詩學和人民本位的現實主義詩學，只是他的生命詩學在不同時期的具體表現形態。

聞一多說：“藝術比較的不重在所以發表的方法或形式，而在所內涵的思想和精神”，他把這種“內涵的思想和精神”稱作“藝術底靈魂”。這是他1920年12月寫的《電影是不是藝術？》中的觀點，說明聞一多的詩學思想一開始就不是建立在形式主義詩學基礎上的。1926年，他提倡格律詩時，仍然明確地說：對于一個作家來說，格律是“表現的利器”，也即是工具層面上的“器”，比“器”更重要的當然是內在的“藝術底靈魂”，靈魂才可稱得上是詩歌的本體。【詳細】

《死水》，聞一多著，新月書店，1929年4月

《紅燭》，聞一多著，泰東圖書局，1923年9月初版本（書封由聞一多設計）

《楚辭校補》，聞一多著，國民圖書出版社，1942年3月初版本

聞一多：傳統的詩與詩的傳統

□顏同林 何 婷

在中國新詩史上，聞一多并不以創作詩歌的數量和從事詩歌創作的時間跨度著稱，相反，他在這兩個方面都不占優勢，在這些方面超過他的新詩寫作者數不勝數。但問題是，為什么聞一多留下了很多留存于世的經典之作呢？為什么詩壇后來者在清理新詩歷史時，他是一個不可繞過去的審美存在呢？2024年是聞一多先生誕辰125周年，雖然他已逝世78年，但他留給詩壇的這些問題仍然在緊迫地逼問著我們。回望聞一多先生的新詩創作，回到傳統的詩與詩的傳統這一話題，似乎能尋找到某種答案。傳統的詩指向過去的詩人及其作品，它是休眠的物態的；詩的傳統則是容易被激活而重新煥發活力的詩的精神元素和藝術品格，外化于作品之中。聞一多詩歌的生命力，既有對傳統的詩的獨特的創造性轉化，也有詩的傳統的源頭活水，兩者構成了生生不息的內驅力，使之成為了中國新詩史上歷久彌新的經典之作。【詳細】

聞一多治印（1946年） 趙 沨 攝

重安江鏈子橋（紙本鉛筆畫，1938年3月24日） 聞一多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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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編輯：陳澤宇]